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状况分析

文章建立在对吉林省城市社区居民的调查基础之上,通过对社区中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的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当前该地区公民参与的水平和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参与效能感低、信息获取困难、社团组织不发达、社区行政属性过强等因素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居民参与尚未实现.政府决策者应对以上因素加以重视,加强和改进社区建设工作,通过促进居民参与的实现,达到社区治理的应有效果.     

数字时代社区治理参与困境及其化解机制研究——以上海D街道社区花园营造为例

居民参与不足是社区治理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上海市D街道社区花园营造为案例,旨在探讨如何打破“沉默者恒沉默,活跃者更活跃”的“沉默者螺旋”状态,让处于冷漠与积极之间的摇摆不定派迈向积极参与行列。研究发现,社区花园营造是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实现居民自治的重要过渡性手段,能够调动平时对社区治理持观望态度群体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从社区花园营造等微更新事务入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等关键要素的作用,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住房产权异质性、住房财富与社区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模式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落实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参与是微观基础,而这就要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文章利用3个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住房产权异质性视角剖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热情是否受其房产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主较租户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房主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房价上涨仅能显著提升完全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房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影响共有产权房主的参与意愿,这为识别住房产权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提供了证据。文章的实证发现为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来治理住房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文中验证的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参与之间的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性的策略来提高其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研究结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区治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基于居民认同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

现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政府以及多元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过程,是社区本来应有的特征通过重建得以完善的过程.社区建设的宗旨是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之同的交往和互助交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居民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缺乏、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居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同题.这就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区建设格局,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理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愿者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形成共同治理的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     

基于环境心理视角下的社区治理问题探讨

社区治理以居民为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好坏都会对居民心理产生影响,无论从社区治理目标追求还是从治理方式、心理机能认知,社区治理必须关注居民的环境心理问题.同样的,居民环境心理对社区治理也会产生影响,居民环境心理决定了社区治理的内容和方式,也是社区治理效果的评判依据.只有从变革社区治理理念入手,构建居民心理关爱、心理疏导机制,更好地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和加强社区服务专业队伍建设,才能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构建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已经形成全国上下的一种共识,但如何自治?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治?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都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社区自治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要实现这种社会居民自治模式,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1)建设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2)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3)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进行重组、改造;(4)加强政府在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方面的推动作用。     

茂名市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与思考——基于茂南区官渡街道的调查研究

自治型社区是一种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自主管理、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茂南区作为茂名市的核心城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茂南区官渡街道为例,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茂南区基层政府的实际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探索茂名市社区自治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在居民参与共同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为居民提供切实有利的公共服务,以促进茂名市社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参与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理论是当代西方研究社区参与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区参与状况的特征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总体参与率低,分布不平衡;居民社区参与深度不够,形式单一,目标层次低,非政治性参与多,政治性参与少;社区参与机制运行的行政化严重。这些发展中的困境,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区现代化的进程。在社区参与理论的指导下,找到解决问题之路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和任务。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