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

“和亲”,这是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先后在西汉、唐朝之时产生了深受古今史家所称颂的,象征着民族友好团结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重大历史事件。以此而论,“和亲”政策理应充分肯定,然而史学界至今且众说纷纭,尤其对首创并实施这一政策的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继者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之时的“和亲”政策(即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且多持否定态度。有的斥责这是“妥协”的政策,“屈辱性”的政策;更有的斥之为是“投降”“卖     

论“和亲”对“通贡、互市”的意义

“和亲”外交策略对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和亲”为民族间的“通贡、互市”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多民族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榜样。本文通过简述中国古代和亲外交历史,阐释“和亲”对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唐代和亲诗歌的诗史意义

唐王朝与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所进行的和亲外交,是中古时期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由于和亲外交本身的复杂性,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突出体现在唐代有关和亲的诗歌创作中,这些诗歌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和亲公主命运的忧心与悯怀,也体现了对和亲政策本身的深入思考。尽管所持立场各有不同,所表明的态度也有所差异,但这些诗歌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不仅为后人全面深入认识唐代和亲这一举措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作为唐诗中一类重要的诗歌类型,具有高度的诗史意义。     

试论我国传统教育的扬弃——兼谈古代书院的教风与学风

传统教育是我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传统教育的态度,大体上有三种见解:一是持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二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全盘肯定的见解末听说过);三是不先下结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持扬弃的态度。 对传统教育持否定或基本否定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性的封闭型社会。中国现代教育只能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去探索,而不是“传统”的延长或放大。中国要现代化,急需科学与民主,而传统教育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是保守的,落     

《汉唐和亲研究》值得一读

崔明德同志所撰《汉唐和亲研究》,篇幅不大,饶有新意,值得一读。 第一,扩大了和亲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研究,一般只注意到汉人为统治民族的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首领的和亲,而《和亲研究》指出:“和亲是两个政权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缔结的一种婚姻,既可以是汉族女子出塞,嫁给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子入关,嫁给汉族”。同时,作者还全面统计了自西汉初到唐末共有和亲112次,其中汉人所建中原王朝对边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亲共51次,其余61次为各少数     

评价理论视角下《竞选州长》的态度意义分析

《竞选州长》是一篇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短篇叙事小说，从评价理论视角出发，小说中不同人物对竞选州长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倾向。祖母的否定判断资源表明她对“我”参加州长竞选持否定态度，媒体的否定判断资源表明竞选对手对“我”采取敌对的态度，“我”的否定情感资源和否定判断资源表明“我”对竞选对手卑鄙行径的不满和无奈。不同人物的态度资源共同揭示了美国民主选举的阴暗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和亲”类型新论

中国古代“和亲”政策一般指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建立某种亲属或亲属化关系,将双方政治关系亲情化,从而达到缓和或促进相互关系的政治策略.“和亲”的真正实质是政治关系亲情化而非政治联姻.因此,划分“和亲”类型的最为理想的标准是当事双方所建立的亲属或亲属化关系.根据这一标准可将“和亲”划分为兄弟和亲、父子和亲、君臣和亲、婚姻和亲以及其他和亲等多种类型.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     

政策执行研究论纲

研究政策执行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政策执行的含义;政策执行与环境;政策执行与体制;政策执行与决策;政策执行与评估;政策执行与组织;政策执行与领导;政策执行与政治。另外,效率、合理性、秩序是政策执行活动的三个基本要求,但由于政策执行活动的公共性特征,政策执行还必须满足民主的要求。如何协调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实际政策执行的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研究政策执行课题的重要尺度。     

适配均衡与多元协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工具选择

选取31个省级地方政府层面的73份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从政策工具的视角，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研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系统的时空结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以及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状况。结果发现，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主体行动之间存在着适配性、协同性问题：在一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上以权威性工具为主，其次是社会性工具，再次是经济性工具；在次级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方面，各有侧重，政策系统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地区间在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序列上存在不协同、变化差异较大、波动性显著的特性。因此，优化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整体性功能，保持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平衡，拓展与创新地方政策工具内涵。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过程模型与政策启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研究

公共政策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分析政策文本能够把握生态环境治理过程的一般规律，发现政策运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汾渭平原大气污染治理已成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控的主战场。通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包括政策信念、政策互动、政策反馈和政策改进在内的政策过程理论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回溯分析汾渭平原大气治理政策文本。研究发现，政策运行过程中尚存在政策理念意识不强、政策文本的可操作性和协调性不够、政策反馈渠道相对单一以及政策改进存在消极和被动等现实问题。应通过强化责任意识和协同意识，注意政策互动过程的协调配合，不断健全和优化自下而上的动态跟踪反馈机制和政策改进的长效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力的不断提升。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影响公共政策转移的因素分析

政策转移在公共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政策转移现象在各国公共政策活动中日益增多.基于系统理论的视角,影响公共政策转移的因素可分为政策问题、政策自身、政策主体、政策环境和政策资源等几个方面.这些因素既可推动,亦可限制政策转移,关键在于何种具体状态.     

中国刑事政策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功能领域,政策制定的结束就是政策实施的开端,政策实施则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其制度地位不可替代。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严重政治化、扭曲化和混乱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政策实施绩效,偏离了刑事政策目标,而且带来了刑事政策实施的认同危机。而要重构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模式,正确处理政策实施中的利益关系、重视政策实施的社会资本培育和以绩效评估引领刑事政策实施则必不可少。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竞争政策目标的选择

竞争政策目标的确定，是竞争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但我国现行竞争政策目标呈现多元化。且彼此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竞争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交叉与冲突上。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背景出发，针对我国竞争政策面临的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目标协调、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目标协调以及竞争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的目标协调等问题，并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民族团结政策在新疆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了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制定了系统的民族政策,包括根本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基本政策,即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体政策,如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政策等。各项民族政策都是为了搞好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该文认为,我国的民族政策也是民族团结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政策内容不断丰富,对促进民族平等、搞好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推动各民族和谐共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利益分析——基于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视角

从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视角,通过对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各方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的解析可以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政策利益变化。政策主体需要明确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存在,解析政策利益及其变化,完善政策方案设计与配套措施,建立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退出机制和问责机制,才能保障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