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唐太宗贞观之失述评

史家常称唐太宗圣明,为政多善而足法,故有“贞观之治”。然考诸史实,唐太宗失德、失策、失治之处甚多,若非忠智之士有所补救,他的许多过失都足以导致败家亡国。贞观之所以称“治”,一方面由于唐高祖广用贤能、直言纳谏、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在贞观前期存在功效延伸,与隋末战乱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唐太宗与唐高宗授意史官在贞观历史记录中大肆隐恶饰美的结果。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心得*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有必要弄清以下五个命题：其一,法治即依法治国,与民主、宪政、人权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内含着所有人都要守法的要求,其深层含义是依法治“官”;其二,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法治优于人治”历经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已属不刊之论;其三,实行法治,需以保障人权为依归,人权发达则国家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其四,只有将“以德治国”的精义定位为以德治“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五,法治的达成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环节的良性互动,而且离不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权利文化、精英人物诸因素的共同作用。     

依法治国重在治官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性、决定性条件和根本保障。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而操纵国家机器、行使国家权力的则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的官员。依法治国的实质与精髓 ,就在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民依法治权、治官。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论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治国方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作一点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用人任事似有种益。一、广延人才，公正用人唐王朝建立于隋朝末年的乱世基础之上，唐大宗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博大胸怀，不分门户，不计亲疏，招贤纳士，广延人才，公平待人，公正用人，唯才是举，为我所用，为贞观盛世奠定了人才基础，使大唐帝国的巩固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贞观…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凼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几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治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 ,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 ,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必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 ,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开元初期玄宗对唐前期政治的反思

认为"开元之治"的形成与唐玄宗注重政治思想与制度建设,善于总结唐前期政治思想与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元初期,玄宗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扬弃"则天故事",继承"贞观故事",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并重新确立了新的秩序。     

依法治省的理论与实务

依法治省是根据依法治国方针提出来的 ,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依法治省就是依法管理本辖区内的各项事务。加强党的领导是依法治省的根本保证 ;恪守法律至上原则是搞好依法治省的先决条件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省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党、依法治官、依法限权是依法治省的核心     

治本在得人

我国历史上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有一次召见高泰,问他治国之本是什么。高泰答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苻坚听后赞赏说:“可谓辞简而理博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三第3260页) 高泰这番话,今人仍不无可供借鉴之处。治本在于能否得人才,得人才在于要经过慎重的推举,慎重的推举在于要对人才考察清楚真实情况,如是未有得到了真正人才而国家治理不好的。现在,我们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要在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进行破旧创新的改革,则就需要有大批治国的人才;而大批治国人才的发现,是需要靠上上下下的有识之士来“审举”的。如何“审举”?关键在于“核真”——要考察清楚是否真正的贤才。若不“核真”,就谈不上是“审举”;     

关于依法治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治和民主总是联为一体的,就如专制与人治不可分割一样。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民治”。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必须重在管权、重在治官。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执政党建设。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的执政方式要适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即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江 泽民 “以 德 治国 ”思 想 的核 心是 :法制 建设 与 道德 建设 结 合,依 法治 国与 以 德治 国结 合 。“以 德 治国 ”思想 的现 实意 义十分 深远 :是 进一 步 贯彻 实施 依法 治 国的 需 要;是 促 进国 民经 济健 康 持续 快 速发 展的 需要 ;是 我国 迎 接经 济 全球 化挑 战的 需要;是肃 清传 统腐 朽 愚昧 思 想和 小农 意 识影 响、弘扬 艰苦 奋 斗、勤俭 奉献 优良 传 统风 尚 的需 要。江泽 民“以德 治 国”思 想 ,是对 邓小平 “两 个文 明”建设 思 想的 坚持 、继 承 和发 展,是党 的依 法 治国 思想 的 丰富 拓展 。     

官德和公共意识及法治

官德滑坡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人治的影响,二是公共意识的缺失.要提高官德水准,必须树立民主思想,普及公共意识,还权于民,由民做主,才能摆正公仆的位置.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以法治官,以先进的体制和严明的法律制度治官.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     

论贞观之风

[“贞观之风”一直被后人称颂,而什么是“贞观之风”?专论者少,本文将之概括为“诚信待人,兼听纳谏”八字,作者认为“贞观之风”是唐太宗取得辉煌的武功和文治的主要原因。因其诚信待人,故得人心,竭力为其打天下治江山;因其兼听纳谏,故能集众智成大事,取得贞观之治。“贞观之风”对后代影响深远,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李传书在《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儒家篇》中认为：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是儒家的治政原则。儒家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爱众”。在这个总纲领导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君轻民...     

评唐律中有关少数民族条文

李世民做皇帝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获”。所以,他在“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认识基础上,推行三省六部、均田、租庸调、府兵等一系列制度,辅之以任人惟贤、精简机构、从谏如流、防止凶暴奢惰、尊儒等政策和措施。这样,不仅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而且社会经济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于是,如何守成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如李世民自己所说,治天下如建屋,“营构既成,勿数改易;苟易椽,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就在这历史背景下,贞观律于贞观十二年     

反腐四题

“齐家”而后“治国” 孔孟之道,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列为一个人修养的根本。 一个人,一个官员,如果连“家”都“治”不好,怎能“治”好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呢?如果用这样的人当“公仆”,“主人”——人民群众岂能放心! 今年的第一大案,是贵州省的“第一夫人”阎健宏贪赃枉法,“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触犯刑律,已被依法处决,现在恐怕早已尸骨成灰了。但是她的“先生”——原贵州省那个“第一把手”,因为报纸上没有公开报道,不知下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