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韩非的“法、术、势”

韩非的“法、术、势”理论,不少研究思想史的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韩非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一七九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这个理论是不是韩非创建的?它真的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吗?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都是古希腊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思想史和美学史等方面,他们各居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柏拉图留给后世的著作约四十部,其中不少是论文艺的。因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他全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的高足,十七岁就从师于柏拉图,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继承和批判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建立了自己一整套比柏拉图思想内容更丰富、更深刻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认为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特别是在文艺理论上,比柏拉图要完备得多,其价值也高得多。     

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真实意义

马克思的辩证法 ,在其直接的理论来源上 ,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 ,这是学界所公认的。问题在于 ,承认马克思辩证法的这个直接理论来源 ,要求我们从怎样的辩证法理论出发去反思和发展辩证法 ?因此 ,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真实意义。一、“思想体系的时代”的哲学理论　　在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解中 ,最大的问题是离开黑格尔哲学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把它说成某种神秘莫测或难以理喻的东西。黑格尔自己曾经说过 ,哲学总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这个关于哲学的基本论断 ,既符合黑格尔哲学本身 ,也应当是研究黑格尔哲…     

关于新时期文艺民族化的几个问题

<正>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社会主义文艺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除必须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始终坚持民族化。关于文艺民族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着一系列的精辟论述。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是一条重要的文艺发展规律,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文艺方针的内容之一。新时     

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曾经被认为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文艺服务于政治”。这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简单化、庸俗化。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51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学习《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领会《讲话》的精髓,坚定走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信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认真学习《讲话》,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坚持“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也就是坚持“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     

学习毛泽东文艺民族化思想——兼评《崛起的诗群》中的否定民族传统观点

民族化是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一基本点出发,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重大课题,指导文艺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今天,在社会主义新对期,民族化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文艺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文艺民族化思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的意义。     

贺麟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贺麟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在他的“新心学”中,他试图融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是陆王心学）为一体,先后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论著,苦心建构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在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初看起来这句话似乎很背理,实际上这句话却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黑格尔决不是按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或把哲学史就等同于哲学。如果黑格尔把哲学和哲学史完全等同起来,那他就不会既有《哲学史讲演录》又有《逻辑学》传世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是告诉人们:当前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已往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从哲学史的全部发展出发才能理解当前的哲学,也只有吸收已往哲学的遗产,才能使当前的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力。黑格尔是用“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警言同样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     

文艺工作的指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特别是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半个世纪以来,《讲话》一直是我国文艺工作的指针。 《讲话》提出问题的中心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正确继承文艺遗产和借鉴外国文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文艺遗产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正确地借鉴外国进步文艺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了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加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胡耀邦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政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都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武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钻研。现仅就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正确地借鉴外国文艺的问题,谈谈自己学习的粗浅体会。     

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

宋人赵普的“道理最大”常被哲学史家注意。这一观念虽然可以被诠释为“理学”的起点 ,建立起宋代哲学史的系谱 ,但它也是宋代政治上的关键词 ,必须放在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场景中 ,才能得到思想史的理解。不仅“道理最大” ,包括宋代的“一道德 ,同风俗”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哲学史 ,常常是对中国思想进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或“脉络化” ,忽略了思想的历史场景 ,其实 ,古代思想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世界 ,必须有具体的历史背景 ,而且经历“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因此 ,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场景 ;同时 ,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画地为牢。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哲学、政治和美学思考

五十年前,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经典文献,精辟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作家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一个崭新文艺思想体系的诞生,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回顾《讲话》发表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毛泽东文艺思想得到全面、准确理解和坚持的时候,文艺事业就繁荣、发展;而当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片面,错误地理解,甚至被淡化、歪曲的时候,文艺事业就遭到挫折,甚至走上偏离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歧途。这就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意义。     

从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谈起——文艺民族化问题漫谈之一

文化民族化问题,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在不断地讨论。但是一些理论问题至今也似乎没有说清楚。其中,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文艺民族化,主要是指内容,还是指形式?卽:一个作品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内容,还是作品的形式?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个一向被认为是“最起码的常识”问题,却在文艺界众说纷纭。有的说,没有内容,哪来形式?文艺民族化首先是内容问题;有的说,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文艺的内容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民族化主要是指民族形式问题,有的强调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最能表达民族特色,文艺民族化的关键是语言问题:等等。大家都援例引证,各自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唯物主义的历史定往

哲学观念,是哲学体系中基本的、核心的概念,也是贯彻于体系的主题和原则,它所规定的,是特定哲学体系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黑格尔依据他对哲学史的系统研究,指出哲学所要探讨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体系。据此,恩格斯进一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个概括性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哲学史上的各派别,在现实中如何研究哲学问题,是有指导性方法意义的。不过,我认为应将黑格尔所说的“思维”改为“意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或矛盾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存在…     

谈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三个特征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科学含义,简言之,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时期文艺运动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认为,一方面,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并非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外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理论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又决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重复,他有自己的发展。他针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结合文化艺术战线十年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兼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

<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方法问题，尤其是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已久。1981年，《读书》杂志曾刊发《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一文，⁽(4))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1983年，《哲学研究》也以专栏形式刊发文章，就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集中加以讨论。⁽(5))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借由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出版的契机，学界对思想史研究边界、对象、方法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有不少学术会议都围绕思想史研究的各种议题，相关论文不时见于各大学术刊物，许多刊物都设有专栏讨论。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文艺的民族化

寻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关乎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全局性大问题,这其中也包括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问题。而文艺的民族化,又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在“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史上,曾经几次引起整个文艺界以至于党的关注和反复探讨。它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但是,它却是一个同文艺的生命一样长久,又同文艺的生命一样新鲜的问题。在文艺的新时期,所以又重新提起它,是因为文艺面对着新的情况:即一方面在创作上积累了民族化的新经验,显示了新的发展;一方面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文学新人,对文艺民族化的内涵和意义不甚了解甚至有不同程度地轻视和忽视。在理论上正确阐明并在创作实践中体现文艺的民族化,成了发展新时期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