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高昌都官奏文中的"臧钱"为切入点,对都官的职权范围、高昌都官之职的任用以及臧钱的性质、臧钱与商业税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考证,进而对高昌时期丝织品贸易中的若干问题展开论述,从而获得对高昌时期的对外贸易的整体认识.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军事制度

我于《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一文中曾据《流沙坠简》所载西晋泰始年间《廪食簿》中的‘高昌土兵’,疑西晋时驻高昌的戊己校尉所领兵,‘除了来自各地的屯戊兵以外,还有由高昌居民中组成的队伍。前凉建立高昌郡以后,推想仍以凉州兵出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

本文从吐鲁番地区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分布、埋葬规律和墓砖出土地点入手,对高昌麴氏之郡望除了金城,尚有西平-说提出质疑.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之郡望只能是金城.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

坞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坞壁主是乡里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十六国时期,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坞壁获得空前发展。坞壁不仅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的结合体,而且兼具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十六国统治者从坞壁攫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故优抚坞壁主,承认坞壁主的合法身份和坞壁作为社会基层机构的地位,使坞壁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依附关系走向普遍化和完全合法化。因此,十六国时期大族坞壁经济及依附关系的发展,对十六国封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下)

三、(?)氏高昌时期的民田关于(?)氏高昌时期吏、民占田情况,目前虽未见类似西魏大统十三年登录各户家口田土情况的计帐户籍文书,但从一些计田承赋役文书尚可窥见其大概。如68TAM99:2号文书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略论9～13世纪畏兀儿文化涵化的历史进程

公元840年,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的回鹘汗国因天灾与内乱并行,在黠戛斯的攻击下灭亡了.回鹘残部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占领高昌及北庭等地区并建立起高昌回鹘政权.高昌回鹘政权延续了四个多世纪,到了蒙元时期,汉文史籍称其为畏兀儿人.9～13世纪是畏兀儿文化的关键发展时期,更是畏兀儿文化的重要涵化时期,由于多元文化的交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畏兀儿文化.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

回鹘在漠北时期信仰摩尼教,公元九世纪中叶西迁进据高昌后不久则改奉佛教,从此佛教在高昌回鹘社会中活跃达数个世纪之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回鹘皈依伊斯兰教后佛教庙宇和经典等重要资料都遭到严重破坏,而与此有关的其它史料又极为有限,所以关于高昌回鹘佛教的具体情况世人所知甚少。这种状况一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改观。由于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中外学者据此对高昌回鹘佛教的研究陆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对高昌回鹘佛教中的一些问题略作探讨和论述。     

古代高昌佛塔及佛寺中心塔柱研究

通过对古代高昌地区的佛塔和中心塔柱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发现高昌最早的佛塔产生于4～5世纪的十六国时期,是受楼兰和龟兹两个地区的佛塔和中心塔柱影响而产生的新样式;高昌地区的佛塔和塔柱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轨迹,总的变化规律是不断增加塔基的层数和每层开龛的数目,这种样式是龟兹中心塔柱发展成云冈模式中心塔柱的过渡形式。     

高昌回鹘人的社会习俗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9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是西域历史和维吾尔族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时代。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灾亡以后，西迁的一支回鹘人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西迁的回鹘人在由游收转入定居的过程中，与当地原有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具时代、民族特色的社会习俗。本文拟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高昌回鹘人的各种生活习俗进行论述和勾勒，探究其来源和影响，以便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高昌回鹘人的社会生活形态。。中、外文史料和考古材料为我们考察高昌回鸡人的各种习俗提供了众多依据。我们发现，当时高昌回骼人的社…     

高昌、契丹与隋唐关系差异的原因

高昌为“西戎”之一,是汉族人建立的城邦政权;契丹为“北狄”之一,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游牧政权。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与隋唐关系之所以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因为: 首先,历史渊源与文明程度不同。1.高昌的较早居民是汉人;2.高昌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汉族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衣物疏地域传统的形成与交流——兼谈高昌衣物疏的渊源

衣物疏起初只是简单的随葬品清单,至迟在三国时期发展出了"署名"类衣物疏。其后由于南北分裂,河西地区和南方地区的衣物疏各自发展,形成了不同文本格式的衣物疏。河西地区将衣物疏与过所文书杂糅,并融入了一些其他文书的因素,在十六国时期形成了"过所"类衣物疏;南方地区的衣物疏则进一步加强对所有权的强调,并在南朝时演变为"死人移书"。在当时丝绸之路河南道兴盛的大背景下,十六国时期南方与河西地区的衣物疏存在着一定的交流,高昌地区的衣物疏此时受河西地区影响较大;南北朝时,南方地区与西域通过吐谷浑河南国直接联系,高昌衣物疏受到了南朝的直接影响。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高昌、西州时期量制考

在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的文书中,载有各种不同名称的量制,高昌时期有“官百升”(为了排印方便,一律改作“斛”),西州时期有“汉斗”等,关于这些量制的容量,史文缺略,难知其详。目前,虽然有一些吐鲁番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尚无专文考究。本文拟依据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史籍材料,对该时期的量制的容量进行分类考察。     

略论高昌上奏文书

麴氏高昌的历史研究,有赖吐鲁番出土文物资料,目前已经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进展。高昌的文书制度,也有很卓越的成果问世。虽然这些文书的利用更多地不是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而本文正是选择了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关于高昌上奏文书,本文对于其具体形成过程和构成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从高昌国官制的变迁的视角观察上奏文书的基本变化,也是本文的特殊之处。通过上奏文书的研究,相信对于整个高昌国史的认识,都会有所帮助。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