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巫觋演变与鬼话

巫觋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从远古至唐前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巫觋从神坛沉入民间、从神圣走向世俗,在交通鬼神的过程中为了生存需要,其创作了大量的故事来自神其术以吸引民众。本文从唐前巫觋的发展演变探讨鬼话的创作和繁盛情况。     

从巫觋文化到礼教制度——浅谈儒家思想中的礼文化

本文通过对儒家尊崇的礼所经过的三个历史文化阶段--巫觋文化、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的探究,从而证实礼乐文化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自然性作用转而成为统治者工具的社会性作用.并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礼的发展衍变,由此阐释礼文化--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中国古代史职的产生及其文化意义

社会意识形态发展,要求原始的巫觋成为一个专业集团。他们为此开始记诵世系、族谱等,并使祭祀仪式变得更加精致、繁杂,这使得历史意识和礼仪知识能以“旧典”的形式传承,并成为他们职业性存在的依据。甲骨文字的出现是由巫而史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前提。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祭祀过程和保存卜辞文献,见证祭祀过程,并渐渐进入祭祀的核心。史官最初的意义,首先是依据历史合理性和把握历史的技术,以保证巫觋的职业化,其次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阐释而进入现实阐释,从而获得一种世俗的话语权力。     

战国民间的巫觋术士群体

战国时期,从事通神事鬼和推数占卜的巫觋术士,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社会群体。春秋晚期以降,民间巫觋术士群体显著壮大,新兴术士比重上升。民间巫觋方技之士依赖市场而生存,市场生存和竞争压力成为推动战国数术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战国民间私学保证了民间巫术方技之学的传承和发展,也对阴阳家等思想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巫觋术士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国家开始在政策上对其加以贬低和限制,在中国古代巫觋术士社会地位低贱化的过程中,战国秦汉最为关键。     

媒妁身份的人类学解读

媒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境尴尬,中国民众对其可谓爱恨交集.民众这种既爱又恨的心理积淀跟媒妁的巫觋身份有关;媒妁之"霉"源于巫觋之"魅".相关神话传说都赋予媒妁以神圣色彩,也让民众的婚姻披上了神圣而合法的外套,但媒妁的巫觋身份又让民众把自己不圆满的婚姻,归罪于媒妁的花言巧语.而媒妁文化的早期阶段即前文字时代,花言巧语绝对拥有口语文化的权威.媒妁的身份从神到巫,从巫到人,再从人到今天的婚姻介绍机构,其神圣乃至神秘性一直处于递减的态势,但民众对媒妁爱恨交集的心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元代的巫觋与巫术

元代大江南北普遍存在巫觋信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此风更盛。当时所谓“淫祠”、“妖祠” ,大多与巫觋信仰有关。巫觋被认为有治病的功能 ,且能预测未来 ,是人与鬼神之间的沟通者;又能施行厌镇、蛊毒、采生等巫术 ,致人于死。汉族地区盛行的算命、相面、占卜等活动 ,都与巫术有关。巫觋在元代社会中影响颇大 ,但亦有人持怀疑的态度     

老子哲学的文化境域解读

老子哲学固然有来自中原礼乐文化“礼崩乐败”后出现的天道自然宇宙论和以道自任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因素,但就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楚巫文化传统在老子哲学里面占据重要的位置。无论就思考路径,还是概念符号的表达,老子哲学都脱不了楚巫文化的影响。老子的“道”包含着对楚巫文化与宗周礼乐文化的双重否定,他对道德真实内蕴、宇宙精神的追求,对淳朴和谐社会的向往,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显露出与先秦诸子全然不同的特色。     

巫傩舞源流简论

本文从舞蹈人类学的角度对巫、傩舞蹈的发生、形成及其流变发展进行了简单勾勒和梳理．并从语源学、语音学和语义学对先秦巫、傩概念多层面的阐释。巫傩是一个多元文化概念即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形成的复合体。本文研究证明：巫傩从先秦以驱除疫鬼和疾病的巫术仪式开始．到秦汉时期逐渐演变为一种巫傩舞蹈的祭祀仪式;北宋时期,巫傩舞蹈艺术形态更倾向于本体化、本土化或倾向于戏剧化。明清巫傩舞蹈更朝向于民族化、民间化发展,从而使巫傩舞蹈成为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艺术表现形式。     

基于理想典型思想的上古巫觋研究反思

理想典型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设想,对于社会科学认识的规律多有揭示,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在梳理理想典型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就其在上古研究中的可能性应用展开讨论,通过梳理童恩正、张光直二位先生在上古巫觋研究上的得失,阐明上古巫觋研究中应用理想典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对上古巫觋理想典型建构的核心结构做初步的探讨。     

广西瑶族丧葬中的文化学探源

本文以田野考察与前辈学者调查材料为依据,从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了广西瑶族丧葬与巫术巫觋、风水墓向、葬法葬式的文化关系.     

医籍文献中的楚地"巫觋"方术研究

传世文献中关干楚地的"巫觋"之风盛行的记载,在出土医学简帛文献中得以印证.通过对简帛医籍的文化分析,在楚医学的早期阶段"巫觋"方术在巫医族群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楚文化中医、巫的社会角色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其中病占、禁忌、禳除等多种方术夹杂一起,是楚医学早期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     

儒家礼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儒家礼乐起源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地祗的活动.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礼乐制度.孔子继承和发展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建构了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批判继承儒家礼乐文化的精华及其精神价值意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具有借鉴意义或启迪意义: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的参照系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儒家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儒家礼乐文化的德治价值取向,启示我们在注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到德治与法制的有机结合.     

荆楚巫风与《九歌》

《九歌》乃是荆楚“巫祠”的舞曲,为巫、觋娱神、降神之际,歌舞以乐神者,但历代学者对之解说则多有分歧。本文作者既不同意脱离荆楚巫风的文化环境来抽空理解《九歌》,亦不同意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屈原的遭际来解说《九歌》,他坚持认力屈原不过是《九歌》的搜集整理者。据此,作者对《九歌》诸章从结构体系进行分析考证,认为它是一完整的“巫祠”体系组曲。     

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方仙说产生于古黄县新证

在史前先民的信仰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月神因而成为生命之神。上古时代胶东半岛西北隅活跃着以黾类为图腾的月族,即嬴姓的莱夷以及黄人和弦人。莱都归城,归城实即“鬼城”、“巫觋之城”、“月亮之城”。归城南侧的莱山,是莱夷巫觋祭月,将人之亡魂送归月亮以求能像月亮一样永生的神山。最早的一批方士正是从归城一带的巫觋中蜕变而来。其根据是,莱地月神崇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灵魂不死的观念来源于月神崇拜;莱人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早期方仙神话中的海中三座仙山(岛),其得名都与莱夷以及月神崇拜有关;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自古以胶东半岛西北海隅最为常见;莱地近齐,春秋末叶以降地属齐国,邹衍学说风靡于世,莱地自应得风气之先。     

比较的陷阱与软性暴力——《论天人之际》读后

本文针对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关于内向超越、巫文化和轴心时代三个理解中国文化起源的著名主题展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用内向超越来解释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不妥当，是启蒙话语的一部分；巫文化与礼乐文化相表里的观点是余英时著作最大的败笔；而轴心时代论充当了针对中国文明真正开端的一种解构力量。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合祀问题研究——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

合祀现象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古已有之。笔者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论证了中国民间信仰中合祀的类型,并把合祀背后的驱动因素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宽裕,或节省意识的驱动;淫祀针对国家祭祀政策的一种自我保护;地方巫觋在利益驱使下的有意推动;统治者对主祀者崇高地位的突出强调;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及宗教观念的淡薄等五项。     

《神弦歌》的文化阐释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神弦歌》,是江南地区的巫觋祭歌。它的产生,与其故楚地区巫鬼文化的传统有关,其音乐远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声”;《神弦歌》在祭祀地区性的杂鬼小神的过程中,表现出叹惜生命、向往爱情、钟情山水等世俗化的情感和愿望;《神弦歌》十八首,大多短小精练,且形式多样,语言清丽自然,音调婉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夏商神龙祐王的信仰以及圣王神子观念

最近几年来,笔者以夏商礼器的纹饰、甲骨文、金文和传世神话内容互相参证,发现华夏巫觋信仰中有颇为关键的双嘴夔龙崇拜。此种崇拜滥觞于中原夏人巫觋文化中,且影响商周信仰的发展。在上述研究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用甲骨卜辞、传世神话、古代美术探讨中国帝王观念与神龙信仰的关系。华夏先民相信,大巫魁酋或立国圣王都不是由人所生的凡人,而是由神龙所生的神人。圣王神子从其母体获得了超俗的智慧,故能通天通地,成大巫、国王,智明治理天下,管制黎庶。此种观点自上古流传至近代。     

《九歌》主神东皇太一性别考

《九歌》是沅湘地区的祭神曲。所祀十神,以东皇太一为至尊,故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朱熹言:“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辞集注·九歌序》)说的大致合乎事实。根据上古时代沅湘流域民族(族类)的递嬗、融合和衍变,我曾指出,“《九歌》经历了百越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的演变三阶段”。①现在,我们打算对东皇太一的性别作出崭新的探索,了解以上情况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