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中所见商代的军事祭祀

商代的军事祭祀类型众多,仪式繁复,贯穿于战争始末。商代军事祭祀活动已由较早的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并把祖先神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以此,对祖先神的祭祀贯穿于战争的各个时期,而上帝和自然神,并没有成为军祭的对象。商人对于神灵的崇拜以及军祭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都说明商代战争是深具宗教意义的战争,神灵在军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蒙古族的祭敖包

祭敖包是蒙古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活动之一,也是传统的民族祭祀仪式。“敖包”是蒙古语的音译,有时还译为“鄂博”、“脑包”等等。蒙古语为“堆子”、“石堆”或“鼓包”的意思。 祭敖包,实际上就是祭天、祭地或祭山石。古代萨满教认为,天为大神,地为二神。“永恒的蓝天”是最高尚的神,它是永恒不变的穹苍,赐予人类一切幸福的善神;大地是养育一切生物之神灵,蒙古族牧民的一切幸福都取决于天地二神。因此,蒙古族萨满巫师(蒙语叫“博”)说:“祈祷吧!向天神求雨,向地神求草”。     

上古的人牲报祭与相关文学事象--古代中国和以色列宗教祭祀文学之比较

古代中国和以色列的宗教文学中都有以人牲报祭神灵的文学事象。中国上古杀俘祭社的文学事象先期保存在《诗经》中 ,这与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而形成的社神崇拜密切相关。《诗经》对杀俘祭社作了正面描写 ,对杀俘祭社持肯定态度。而到了《左传》中 ,杀俘祭社成为负面事象 ,遭到作者和当时士人的批判 ,反映了人本思想的抬头 ,人的生命受到重视。与此相应 ,《诗经》和《左传》对杀俘祭社场面的描写有详略之别。古代以色列宗教文学也有以人牲报答神灵的祭祀事象 ,神灵的施舍和以人牲祭祀报答遵循对等的原则 ,对于用人牲进行祭祀的情节有详尽的叙述。古代中国和以色列与人牲报祭相关联的文学事象体现出一致的人神交往原则 ,同时又有明显的差异 ,二者所用人牲的来源不同 ,作品格调不同 ,同类题材作品的演变趋势也迥然有别。     

从上博简《鲁邦大旱》之“敚”看古代的神灵观念

上博楚竹书《鲁邦大旱》之“敚”,学者释为“说”,但考虑到解释的直接性及其“敚”祭的内涵等问题,似以径释为“敚”较妥。“敚”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神灵的迫胁斥责;其二,对神灵的恭奉顺迎。两种做法相反相成,体现了春秋战国社会人们一种复杂的神灵观念。     

55 大小竹溪摆祭

大竹溪在浙江省松阳县城西屏镇西南郊，小竹溪则是离松阳县城10余公里，隶属竹源乡。两村正月的“摆祭”买价闻名遐迩，各具特色。“摆祭”，也叫“拜祭”、“排祭”。“摆祭”意为摆上祭品祭祀神灵；“拜祭”意为向神灵拜礼祭祀；“排祭”意为全村各户将方桌搬到村中的主要道路上，排成长龙，摆上祭品，进行祭祀，这是小竹溪村物有的祭祀形式。     

从"神树"造型的文化视野看北方民族宗教文化的审美发展

把高大挺拔或古朴苍劲的树木视为神灵的居所、神灵的象征甚至是神灵的化身,在北方民族的生命崇拜意识中是具有重要的位置和普遍意义的.神树的造型从远古以来就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萨满教的法事仪轨之中,出现在"敖包祭"中,后来逐渐成为东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地区民俗祭祀活动之中的主要对泉.并演化为多神崇拜意识之一反映在日常的生活和诸多文化活动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使北方民族宗教文化的审美形态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神树造型则以不同的形态变化及物化形式形象地展现出北方宗教文化的审美发展轨迹.     

畤祭与秦人“天下共主”意念的萌芽

畤祭源于生活于今甘肃东部的秦人的祖先祭祀神灵的礼俗。秦襄公时,畤祭逐渐摆脱了原始民间的农业祭祀性质,而发展为一种国家宗教行为。至秦朝建立,已经有六畤,祭祀白、青、黄、炎(赤)四帝。汉初的雍五帝畤是在秦的四色帝畤基础上增加黑畤而成。从此,白、青、黄、炎(赤)、黑五色帝成了国家祭祀中最尊之神灵。文章认为,产生于甘肃东部地区的畤祭是中国早期礼制文化的重要内容,经过秦、西汉时期的演变和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畤祭文化的演变过程是西秦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的具体反映,也是秦灭诸侯、代周王而作"天下共主"意念形成的具体反映。     

试论汉代文学两种类型的人神关系

本文论述汉代文学两种类型的人神关系 ,即君臣主仆型和师友型。先秦文学所奠定的君臣主仆型人神关系原型 ,在汉代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同时出现某些变异 ,存在臣仆和器物相互转化的现象。汉代文学师友型人神关系 ,通常是人向神灵讨教求援 ,或是神灵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其中往往包含神灵对人进行考验的情节。君臣主仆型人神关系主要表现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 ,师友型人神关系突出神灵的特异功能 ,它的爱心、同情心和乐善好施。     

京族哈节与乌拉拉维人海船节比较研究

哈节与海船节分别是中国京族、泰国乌拉拉维人的特色节俗。对这两个节俗的举行时间、神事人员、所祭神灵、占卜仪式和辟邪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刨根问底,两者异同的原因主要来自两者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对两者特色节俗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东盟的海洋民族,并主动参与推动中国—东盟海洋民族语言文化的整体研究。     

"祭不越望"探析

<左传>中的"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是三代一贯的,它是西周时天子诸侯在祭祀权上的区别.天子祭祀的神灵没有局限在王畿范围内,这是三代贯之的;西周以前,方国部落并没有清晰的"祭不越望"观念,西周建国才把"祭不越望"当成诸侯的祭祀规则,形成制度,折射出段周之际社会结构的变革.周王室衰微,"祭不越望"之礼也随之废弛.     

朝鲜民族与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的神树象征意蕴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的神树崇拜以宇宙树信仰为起点,在漫长的原始氏族制社会中先后扮演了生命树、神灵树等角色,并逐渐演变成“高杆”、“索莫杆”、“托罗杆”等神杆以及“托若树”、“祈年树”.它们是宇宙树、生命树和神灵树的复合体,祭祀的对象是天神、祖先神和自然界的神祗.     

试论春秋时期的社神与社祭

试论春秋时期的社神与社祭晁福林社神与社祭是我国上古时期社会信仰与宗教崇拜的重要内容。它肇端于原始时代的土地崇拜，发展于商和西周时期，至春秋时期则盛行于世。关于上古时期的社神与社祭，专家虽有论述，但多未专论它在春秋时期的发展变化。本文拟从春秋时期社神与...     

卜辞取祭考

卜辞取祭考彭明瀚殷人特别迷信，信鬼而尊神，先鬼后礼，奉行多神崇拜。据甲骨文反映，殷人有繁杂的祭谱和祭仪。笔者已考订出殷人用人牲的祭把在卜辞中称为“伐祭”，用毛（兽）牲的祭祀为“兽祭”①，那么，用羽牲的祭祀是否有特殊的祭名呢？我们认为有，那就是“取祭”...     

《九歌》二题

一、比兴寄托《九歌》与直抒胸臆的《离骚》、《九章》等不同，它取材于民间祭相。但在思想宗旨上，《九歌》却与屈原的其他作品具有一致性，所谓“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它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情绪，同时也流露出某些民族精神的特征。首先，它表现了执着的追求精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都描写了神的爱情故事，表现了神的悲欢离合，而通过神话的故事情节也表现了人的现实情感。《湘君》、《湘夫人浑湘水之神之恋，他们相约会面，不仅凝神远望，而且或刻意装饰…     

论水族人生价值观

作者通过对贵州水族墓碑图案隆葬重祭习俗、“议榔制度”、“暖桥仪式”的调查分析,探讨了水族古典人生价值的产生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神灵意志是历史上水族人生价值观产生的基础,又是其人生价值的最终目标;长老则是神灵意志的体现者,充当神人的中介。     

商代望祭中的河与岳

古代对山川之神要进行望祭,河、岳在甲骨文中也受到隆重的走望之祭,并有自己的祭日和地点,祭法则有多种,有时也与其他神祗一起合祭。     

君权阴影下的自然神形象——《楚辞·九歌》神际关系剖视

在《楚辞·九歌》中,除《国殇》、《礼魂》外,其余九篇都是祭祀自然神的作品。在这些神灵中,有活动于同一平面的诸自然神,还有高居于诸神之上的主宰神。各种神灵之间,既有横向的平等交往,又有纵向的上下支配关系。《九歌》中的神际关系不仅是平面式的,而且还是立体层阶型的。认真探讨纵横交错的神际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九歌》的审美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满族萨满教祭祀神杆新考

萨满教是满族主要的宗教信仰 ,清代满族举行祭祀神杆活动 ,是萨满教信仰的突出标志。关于神杆所祭之神众说纷纭 ,近年又有“祭天”和“祭乌鹊”两说。其实 ,通过堂子祭神的演变与满族起源传说及结合对与满族关系密切的赫哲族习俗的考察 ,可以认定祭祀神杆即是祭祖。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论商周祭飨中的肆献祼礼

历代以来流传的祼既有"献尸之祼"又有"降神之祼"的说法,实际上祭中之祼仅为降神。祼礼具有政治象征功能。殷商后裔属败国之臣,参与周王祼礼,表明对新王朝的归附之心,象征殷周鼎革;周天子通过赏赐诸侯或大臣圭瓒、鬯,许以行祼礼,确保臣下之权出于己,保证其"王天下"的宗教、政治地位。臣下通过接受天子圭瓒、鬯之赐,获取一国或一族之内的祭祀权,为其统治增添神性色彩和更多的合法性。献与肆作为"朝践"之礼,于堂中举行,以事尸为举礼形式,献为献血腥,肆为荐熟牲。与此同时,"献"中又有荐毛血、制祭、升首等告神礼,均在室内进行,目的在于告诉神灵所用牺牲完好、干净、肥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