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     

乡治思想的近代化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使得乡村传统的族治自治难以为继,乡治的近代化转轨成为必然.为改变乡治窳败的状况,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绅们或回溯传统的深处寻求可资济时的政治资源,或借西方宪政之石构筑新的乡治模式,更多的则是将二者熔为一炉,在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探求合理的支点.他们对团练、乡官、警察、地方自治制度的阐发和提倡,既反映了近代乡治思想的基本走向,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     

邓小平理论政治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高峰

邓小平理论政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两个高峰:民主和法治。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民主时不忘法治,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法治时不忘民主,民主和法治有机统一。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德法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新探

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用"无为而治"或"无为"、"有为"等哲学思想解释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并用"曹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儒"的建议等作为"黄老之治"的起点和结束,笔者认为欠妥."黄老之治"要分"黄帝之治"和"老子之治",要从政治思想上看问题,黄帝的政治思想是"法治",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治",在"黄老之治"时期,二者是交替为主的."曹随"只是"老子之治"的起点,"黄老之治"的起点是"黄帝之治",即"萧规"时期;"黄帝之治"早于"老子之治"退出历史舞台,是"黄老"内部思想斗争的结果;"老子之治"后退出历史舞台,是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的结果.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政治对手文化同路——曾国藩洪秀全合论

曾国藩、洪秀全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代表了"草根"阶层,集两千年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思想之大成;曾国藩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他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式的人物,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先路人物.他们的文化品格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礼法之治"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治国方略,强调礼与法结合治理国家,其中礼占主导地位,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二者结合达到治理的目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理念是新时期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提出的,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深入挖掘礼法之治的内涵并把握其实质,可以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战略内容更加完善与充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既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又可获得人民大众的接受,既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又凸显了新时代的要求.     

司法传统视野下中国与英国法官之比较——立足中英两国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解读

宋代士大夫与英国12世纪的法官虽然处于同一时代,但是二者的差异却代表着中西司法传统不同的风格。从教育背景、权力结构、审判依据、角色意识四方面系统论述比较他们的差异,可以从中解读中西司法传统,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司法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源。     

从族裔到国族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作为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它包含两个面向不同而又联系紧密的命题,即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侧重于领土范围内人口的认同与整合,国家建设则强调政权对治下体系结构的贯彻与渗透,二者都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核心内容也可以概括为"国民(公民)建设".     

孔子“圣人之治”与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比较分析

欲追问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必须回溯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源头创造出的政治思想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异同的存在。孔子与柏拉图则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大师,而"圣人"与"哲学王"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何为"圣人"与"哲学王"?"圣人"与"哲学王"何以能进行统治,即通过他们的统治,为什么能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城邦?他们的凭借或者正当性何在?"圣人"与"哲学王"又是如何进行统治的?二者政治思想有其可比性,从源头上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本论文旨在对"圣人之治"与"哲学王统治"思想进行比较,以便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易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以求对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做出新的解释。     

依法治国与有限政府

依法治国的精髓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国的客体、主体、依据表明,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和约束专横的政治权力。政府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以及组织、功能限度。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上存在着明显区别,这些区别聚集表现在是否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限制上。建构现代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必须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由人治、政策治到法治的转变;从适度均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意义上科学界定和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加速政治法治化进程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治观念现代化与法治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一阐述明确地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走法治之路。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仍然滞囿于“治”及“法治’孰优孰劣的争讨，恐有不合时宜之嫌了。与现代经济体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同频共振的‘”法治化”途径的取择己为不争之辩。中国传统法制有着浓厚的人治、德治色彩，与以法治为木质特征的现代法制迥然异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实为由中国传统的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过程。鉴此，法学工作者正致力于这一以传统“人治”为逻辑起点，以现…     

康有为孙中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深入比较康有为和孙中山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伦理的转型.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借鉴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原则,力图改造中国传统伦理原则,但他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具体阐释有所不同.康有为和孙中山在批判中国封建伦理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在努力建构理想的伦理世界,而且都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伦理世界指向了大同之世的设计.他们的大同之世在原则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进程上则存在明显差异:康有为把重点放在了构想理想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上,孙中山则着力寻求实现大同之治的实践路径.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都具有中西结合的鲜明的时代特色,都表现出较强的双重文化性和文化混杂性.他们都趋于中西伦理文化的融合,但具体思想的展开存有一定的差异.     

民本与民主:比较视阈下的异与“通”——兼论中国民主政治主体性的建构

民本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总结,它与现代民主并不止于对立。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现代民主和传统民本都具有整体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民主主义以"民治(by the people)"为体,"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是其两翼;而民本主义以"君治"为体,两翼是"民为邦本"和重民利民。二者"体"虽相异,"翼"却相通,因此民主主义就有了向现代民主转化的可能性。在"君治"时代,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主体之外,政治主体性不立导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突破桎梏迈向现代民主,政治主体性建构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德治的式微与法治的渐扬 --王符《潜夫论》治道方略之调适

德治与法治是中国传统治道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以王符《潜夫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东汉政治中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德治式微和法治渐扬的治道方略之调适趋势。     

论腐败的政治文化根源

当前我国部分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滋生既有经济的根源、政治的根源,也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根源,如:公民意识不足,臣民色彩过浓;等级观念厚重,平等意识贫乏;公仆意识薄弱,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特权思想严重,公平意识缺乏;德治传统历史悠久,法治进程有待加速;政治理想淡漠.政治信仰模糊等等,这些都是滋生腐败的主要的政治文化根源.     

古今中外社会核心价值的构成与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五常",其特点是用反映社会普遍伦理的"五常"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三纲"。西方当代核心价值观念,也是用反映社会普遍伦理的"自由、平等、博爱"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人权、民主、法治",而且二者都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这对我们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