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构建浙江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但是,城乡居民经济利益的二元化突出、城乡社会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城乡投资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市民化还存在很多障碍,社会整合程度低等问题依然存在,成为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制约.因此,要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村金融创新、完善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机制、协调好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关系,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文章以泰尔指数为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选取2000—2011年全国31个省居民收入数据,比较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泰尔指数、城乡间和城乡内的泰尔指数,并采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十五”期间北京城乡差距与农村内部差距分析及对策思路

“十五”期间,北京市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4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2.18∶1。城乡在社会、经济、居民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近年来有扩大趋势。北京市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城乡和农村内部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对甘肃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进行了测量,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进行了分解分析,探讨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措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社会效应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现象,给社会和谐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究其原因,有政策和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村、农民自身的因素。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弱其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大农村教育力度,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中央政府大力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将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还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速了资本深化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和国家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采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在西南和西北两个地区的作用不同;门槛回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存在多个门槛,其作用效果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而减弱。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来看,完善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和居民金融素养,应该成为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意。     

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全国、省际和八大经济区域三个视角出发,利用全国及31个省级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城乡居民总收入相对差距系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对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种分项收入的不平等效应不但具有性质与大小的差别,而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从影响性质来看,经营性收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影响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呈递减状态.同时,通过区域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各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     

基于城乡和谐发展的广州新型城市化实现路径研究

新型城市化是广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实践,是城乡一体、城乡和谐发展的城市化。当前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已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面临着二元结构和体制严重制约和束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差距扩大、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农村改革发展滞后、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等主要挑战。基于城乡和谐发展的广州新型城市化实现路径应突出"一个核心、两大重点、三大支撑"。其中,"一个核心"即提升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两大重点"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大支撑"即产业发展互补、空间发展融合、社会发展和谐。     

践行与建构:从二元对立到城乡一体化——基于马克思城乡融合发展视角

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城乡分割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观。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旨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通过研读马列著作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亦蕴含着丰富的城乡融合思想,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有必要从中汲取营养。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角度综合考虑,要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而走出二元结构进而实现马克思视域下的城乡融合,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课题。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创新——京渝成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比较与启示

本文以当前中国超大城市中具有不同人口结构特征的北京、重庆、成都为例,试图通过比较三个城市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和实施效果,找出一些可资借鉴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思路,以推进全国的社会管理创新。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1977-2008)——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愈演愈烈。本文使用CGSS 2008数据,基于梅尔模型,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演进过程,结果发现,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两个阶段,而由后者产生的不平等尤为严重。继而,本文对中学阶段升学过程展开专门分析,发现在“课外补习班市场”发育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城镇子弟,正是这类高中候选人与同样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农村子弟在市场转型后升学机会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在后续高中升大学阶段,虽然高等教育规模一再扩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本文还发现,就读于重点中学的城乡子弟间升学机会的不平等并未在市场化后显著增大,因而,本文认为,重点中学制度不应为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负责。     

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成都"城乡一体化",科学地利用了城市化进程中"逆城市化"的规律和力量,其实践意义就是解决了长期困绕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和"大城市病"问题,具有在全国推广的普适性;其理论价值丰富了城市化。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为我们研究城市发展规律创造了新的视野。     

我国四个直辖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比较与评价

城乡一体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首先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观点和理论,选取若干反映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指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指标体系;其次,在此基础上对四个直辖市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指出四个直辖市在建设城乡一体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规律。     

Development Strategy,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本文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政府对资本密集性部门政策倾斜程度的度量指标,利用197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还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     

北京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城乡角度和区域角度对北京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做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城乡之间还是区域之间,北京义务教育发展都不均衡。在家庭教育支出、学生经费投入及硬件设施方面差距明显;在教师数量上差距不大,但在教师质量上存在差距。最后,结合北京义务教育生源下降的大背景,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英文)

鉴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文使用泰尔指数度量和刻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特征。同时,本文设定了非线性阈值协整模型,以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长期非线性闽值关系在泰尔指数为0．100（阈值）处发生机制转移：1978—199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长期效应为正;1992—1999年,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效应由正向负平滑转换;1999年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     

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基于1989～2008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TATA10.0计量软件,建立联立方程组,运用似不相关方法实证研究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区域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际间城乡收入不均等;从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实证结果看,农村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均等,但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且农村非农就业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包括隐性收入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分析

在全球经济普遍降温的背景下,稳定强健的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力量,而现期我国居民的生活却呈现出高储蓄、低消费的态势,消费严重滞后于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是由于农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引起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关键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Risk of a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ses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living standards with special focus on urban-rural inequalities.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arget the rapid economic lift, accompanied by inequalities and the risk of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lthough this economic lift brings China from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globally, many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social instability as a result of increasing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gaps. We have examined existing data,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and Chinese national sources. It shows that average Chinese citizens, in general, have enjoyed improvements in their living standard, but an increasing gap i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observable. The discussion section connects to results from secondary survey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conditions for feeling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re diminutive and so is the risk of a forthcoming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