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诗别解

1917年9月,周恩来同志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赴日留学前夕,写下一首气魄雄伟、热情奔放的七绝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深刻表现了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决心为拯救祖国而英勇献身的豪情壮志,现已广为传诵。但是,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诠释颇有歧异。笔者也有一些看法,谨向读者请教。 我以为周恩来同志的这首诗,在遣词和命意上都受到梁启超《去国行》一诗的影响。为了说明问题方便,先把《去国行》的有关章节引录如下,并在有关句下加着重号:     

“毛澤东文艺思想”教学大綱(草案)

这份大綱是我們在教育革命的大破大立过程中集体編制的。前后經过七次革命、二十多次革新。在編写的过程中曾經克服了忽視毛澤东文艺思想体系的簡单化傾向和为理論而理論的教条主义傾向。同时又經过了六次全系大辯論。因此編写的过程就是我們不断解放思想、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与各种对立面斗爭并取得胜利的过程。但是現在的这份大綱仍是草案,内容还很不成熟,有些新的理論問題,还有待于今后很好的研究和总結。将它发表,只是为了更广泛的吸收意見、发現問題,以便进一步来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病休东华山

1932年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到瑞金的东华山休养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他名为"休养",却把休养地变成了革命大课堂、人民来访接待处、思谋军国大计的运筹所,体现了他在逆境中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忠贞品格。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评析

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的理论是托洛茨基于1905年在《开端报》上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他说：“无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间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着革命的不间断性,”“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他不断发展这个理论。1923年他在《新方针》中总结和评价这一理论时：“至于谈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     

邵式平外号“阎王”的由来

邵式平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第一任省长。他还是最早到江西省资溪县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从1927年4月初受赣东北五县党委的委派,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份来到资溪传播红色火种,从事革命活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坚持反"围剿"斗争,历时七八年,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为赣闽边县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十七周年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发表講話的十七周年,又正值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这兩个历史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尤其是中国革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偉大事件逅脑硕V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的紀元,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二年的廿三年当中,这个革命文艺运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献。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由于革命实踐的需要和文艺实踐本身所提供的条件,在革命文艺运动上发生了又一次更深刻,規模更大的革命,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及其所受苏联影响

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历史的真实”,主要不是指具体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应该是历史“本质的真实”或“革命的真实”。“十七年”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题材内涵的这种理解,深受苏联同类题材电影的影响。而且,“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学习、借鉴的主要是苏联“解冻”之前的同类型影片,而“解冻”之后出现的“新战争片”则影响甚微。     

文敏生的“肚量”

文敏生1915年出生在山西垣曲县,1936年参加革命。1961年2月,他从广东调到在战争年代曾浴血奋战过15年的中原大地。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     

阳江革命遗址五个“建设年”

今年《源流》第一期刊登《2012有望成为阳江革命遗址建设年》一文后,阳江市委办、市政府办于5月4日出台了相关政策,将市老促会向市委市府建议"2012为革命遗址建设年"延展为2012-2016五个建设年,并对阳江重要革命遗址的抢救修缮工程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阳江"两办"《关于加强全市革命遗址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提出,根据阳江市革命遗址的实际情况,决定对阳江重要革命遗址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历史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后,红三军依据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原则,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和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探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从1922年到1927年,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进行,第一步革命成功后必须立即转入第二步革命,且可能实现两步革命和平转变的认识。同时,他们也大体指出了实现两步革命直接转变的必要条件。     

中国“1911”

从1911到2011,正好是100年。10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100年前的人们,干了什么大事?那一年,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革命。因为正值农历辛亥,所以又称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堪称一座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两年前,我曾经专程到武汉,参     

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习《法兰西内战》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科学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巴黎公社离我们虽然有一百零四年了,但它的革命原则是永放光芒的。公社最主要的原则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夺取     

“五四”时代战斗的号角——略论“呐喊”

发生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又是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文化革命运动。鲁迅和他同时代同方向的作家一起,在这次文化革命战斗中,立下了伟大的不朽的功勋。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     

评拉萨尔的“悲剧观念”

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关于《西金根》及“悲剧观念”的争论,不仅涉及到文艺学的、美学的、历史学的领域,而且也涉及到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将拉萨尔的所谓“悲剧观念”作一点分析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笔者水平很低,文章难免有误,敬请大家教正。一、拉萨尔的“悲剧观念”是什么? 德国的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下一次的革命,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革命派同以拉萨尔为首的机会主义派,都想从那次革命失败中寻求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848——1849年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于领导革命的阶级     

批判梁漱溟的“精神陶炼”

“精神陶炼”是梁漱溟先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搞乡村建设运动时教育他的学生的一门特殊的功课。从这门功课开设的目的和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先生主要教育思想的实质是什么。现在,我仅围绕他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精神陶炼要旨”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心课题作如下的剖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后的十年期间,是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的尖锐斗争过程,也是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意识的觉醒和鎮压人民     

建国后毛泽东游移于“革命”与“生产”之间的原因探析

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游移于"革命"与"生产"之间.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建国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革命"的逻辑与"生产"的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所决定,革命的逻辑需要限制和消灭资本主义;由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所决定,生产的逻辑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昭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李大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传来中国,一批最早的先觉者惊喜地接受了它,把它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真理.他们率领人民群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掀起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此,中国革命性质有了新的变化,离开了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域,而纳入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阵线之中。     

试论独联体各国的“颜色革命”

2003年以来的"颜色革命"的发生与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政治选择息息相关,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此进行"民主"渗透的结果。实际上,"颜色革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所谓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有力武器,在这里,"权力"与"利益"才是西方国家实施革命的真实意图。由于独联体各国均面临着"革命"的威胁。对此,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正确认识民主显得尤为重要。     

叩响天朝之门的世界革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革命”的使用

1895年之后,由于满清统治者未能成功应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所产生的民族危机,革命的意识形态赢得了立足之地。经由日文翻译的刺激,并以孙中山自称"革命党"为表征,中国的革命话语发生了一次范式转移,从而接受了将上升中的大众作为历史主人的观念。康有为的世界观正是形成于这一世界革命的背景中。他将法国大革命与反清革命并称,即是赋予了造反者合法性,从而背离了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今文经学的经典。分析康有为1898年的奏议,可以揭示其改良理论与实践如何由他的世界革命视野所建构,以及他如何在修辞上将世界革命与"汤武革命"传统相混合,使得"变法""维新""变政"这些词语与隐身的"革命"一词相互交织。康有为所使用的刻写着激进蓝图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将现代性强加于满清王朝,而非以一种传统儒家的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在传统语境中细察这些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的分析不仅跨越了语言、政治、经学和知识精英文化各领域,更跨越了诸多微妙的层面,如互文验证、心理复杂性以及政治的与文化的紧张等等,藉此希望给康有为及戊戌变法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