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本文对当代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并讨论了该理论对宏观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以及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理性选择在解决集体合作难题中的效度与限度

经典理性选择理论(芝加哥学派、经典博弈论)具有远大抱负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修正的理性选择理论(奥地利学派、演进博弈)对其完善,并探讨其理论特征.因而,正确理解理性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寻求合作均衡解的效度和限度,才是我们对待理性选择理论的正确态度,理性运用既有其必要性和效度,又存在理性所不及的地方,那么,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寻求演进稳定均衡状态的形成中,人们理性不及的地方,上帝在其中掷棋子.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

奥尔森所揭示的“集体行动逻辑”，实际上是在说明“集体行动的困境”，文章称之为“奥尔森困境”。在集体选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未必能战胜少数人。“奥尔森困境”并不能由个人从集体收益中分享的份额的大小来说明。“奥尔森困境”并不像奥尔森教授表述得那么严重；奥尔森的表述方式忽视了太多的有效变量，从而削弱了他的理论的严谨性     

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两部著作中,它们是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而且都始终贯穿着"搭便车"问题这一中心线索.以"搭便车"问题为中心线索将二者串起来进行评述是很有意义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集体行动、发展伦理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推进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是人们应对复杂发展问题的重要选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发展伦理及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视域,厘清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变现方式,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自觉与深化研究,将深层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国家竞争力研究的新制度视角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的角度无法探析到国家竞争力的深层因素,从而无从理解国家竞争力衰弱的根源,以及为何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可以长期存在.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制度稳定性、集体行动逻辑以及分利集团三种理论去解释了低效率的制度安排缘何可以长期存在,并运用诺思和奥尔森原则为加强国家竞争力提出制度建设策略.     

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学最主要的三个研究视角.网络分析学派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则关注组织领域内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和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强调经济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的"嵌入"属性.不同视角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发出了挑战.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企业理论研究的三种范式——新、老制度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

本文从方法论的本质层面将企业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即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三种范式的企业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区别: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石;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石;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方法。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制度人"作为研究出发点;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新制度学派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把企业问题仅仅置于交换领域中;老制度学派采用进化论方法,把企业问题置于文化领域中;而马克思则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若使企业理论更加完备和科学,在方法论上必须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当然,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也面临不断创新的任务。     

低碳经济:人类善待环境公共服务的透明集体行动

低碳经济,涉及能源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其一端联系着可分割的私有资源,另一端是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能源约束,是低碳经济的一个前提。相反,高碳排放经济是无约束的私人产品开采耗用,导致过度、累积的温室气体挤占环境公共服务而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两种路径是"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和"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通过对两路径进行比较,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基础,并且以《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为例证,分析可计量、可操作低碳经济的确定主体和路径:透明的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转型时期政党组织行为的激励

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由于大型集团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容易引起组织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一个拥有几近八千万党员的特大型执政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程度不等地受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影响,并可能出现少数党员搭便车的现象。这是不可讳言的。在市场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的去魅化、世俗化特征更趋明显的情况下,采取切实的激励措施,努力激发党员的先进性作用,以遏制这种少数党员搭便车行为,乃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批判理论现代性反思经验的引入——读傅永军著《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山东大学教授傅永军博士撰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傅永军教授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解释为"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说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理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之理性辩证法的现代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该理论通过厘清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在韦伯合理性思想平台上,析取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解视界和反思(批判、重构)路径,详尽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几种典型表现--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重建的现代性理论,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联结成一个具有不断扩展特征的有机体系.最后,作者又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现实世界,回答了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以及它对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意义等为大众所关心的现实性极强的问题.     

经济学中的人类观念和对观念的经济学分析——对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

经济理论忽视对人类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由来已久 ,认识人的观念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是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与“全面人”冲突的关键。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正确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进步的意义 ,但他未说明社会何以获得一个节约国家组成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的有正面作用的意识形态。本文即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 ,正确、有效地把个人的观念整合成一个社会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