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祛中心化历史: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故事与文化交流

二战后,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祛中心化"的趋势:转向工人和社会底层,妇女和社会性别,按种族和民族区分的不同群体以及非西方史、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而欧洲发展模式只是其中一种。面对常常是地方性的、细枝末节般的社会文化史,历史学家能否紧紧抓住"祛中心"的主题,并诉之以全球史视野?从20世纪50年代研究16世纪工匠起,至今日研究非欧洲人物如伊斯兰教信徒"非洲的列奥"(阿尔·法西)的祛中心化之路,都是为了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可以通过两个实例考察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全球视角:一例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抄写文化背景下地中海两岸的伊本·卡尔敦和克里斯汀·德·皮桑之文学生涯的比较;另一例是17、18世纪从非洲贩卖到苏里南的奴隶团体,其预言、医疗和查案诸种习俗之传播及异化。     

新疾病史学: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下)——跨学科整体综合探索的理论思考

20世纪最后30年里国际史学界极为重要的进展之一,是令长期不被历史学家重视的疾病史研究,在威廉·H.麦克尼尔开拓性著述的带动下,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和振兴。尽管麦克尼尔自己并没有在疾病史领域继续深入下去,但其创立的"麦克尼尔范式"即疾病史研究的全新模式,却为21世纪新疾病史学的理论建构、树立了榜样、奠定了基石。21世纪的新疾病史学,须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特点及需要,以完全不同于旧的、传统的疾病史研究的切入角度、视野和理路来构建。其切入的角度,应该同人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而落在受此支配的人类行为这一关键点上,并且将研究的视野引向及扩展至生态环境领域。其新的研究理路,则应当是某种基于全球史、生态环境史、疾病史三者之间相关性及交互作用的新的综合。论文的下半部分是阐述的主体内容,着重从跨学科的角度思考/探讨了全球疾病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吏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考

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是该领域的首次全球性大型集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环境史学的最新发展和目前版图,从中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鉴于新的发展形势和趋向,中国环境史学者应放眼世界,努力从文明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全球过程中认识中国环境史的特殊性;应树立大国情怀,着眼于全球环境危机和人类共同困境,积极开拓新领域,寻找新课题,深入发掘本国环境历史经验和生态文化资源并阐释其全球价值;在积极学习西方环境史学理论方法的同时,应充分继承本土史学传统和思想资源,提出自己的学术命题、研究范式和原创性理论,努力提升中国环境史学的国际地位。     

"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科是在以西方法重构中国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一种"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法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多向度以及模糊性的特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应当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来,强调对中国法历史的描述性微观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应当在对成文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使用诸如地方司法档案等中国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面貌。从而将中国法律史定位为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     

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记述与展望

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及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汇集了当前这个领域的众多优秀学者,使全球各地最新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与讨论,并有效提升了年轻学者的视野和研究能力。从此次大会所展示的研究成果来看,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其中海洋环境史和社会生活的物质代谢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两个重要领域。它们得到重视并发展的过程说明,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相互关系认识的加深会拓宽环境史研究的视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也有新的发展。这表现在对环境史叙事特征的强调以及对史学领域之内或之外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积极应用,还表现在对旧史料的新运用,以及追求多样化呈现方式之上。我们认为,在了解和借鉴大会成果的基础上,环境史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尝试新的研究主题、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以及将成果进行社会转化上多做努力。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

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遑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感觉史、感性史研究，交流密切。进入21世纪之后，情感史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发展，新的刊物和论著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形成，与情感研究在其他学科的长足进步，关联密切，相辅相成。日本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既反映了情感史研究的共性，同时又兼具日本学术的特性，为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实例，值得中国学界参考、借鉴。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概念史”是伴随“语言学转向”而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身份未明、时代未定、平台未建的起步阶段,有志者当从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成果、组建概念史合作研究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方面继续努力.     

庶民学派: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构建——兼及后殖民史学与全球史关系论析

晚近以来,印度庶民学派的崛起令国际学术界瞩目。庶民学派主要从"精英主义"取径和民族国家史模式两个方面,集中对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通过底层立场、跨学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努力构建一种在西方话语和模式之外的,能够展现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方历史书写新范式。庶民学派的经验颇具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并由此引发了对后殖民史学和全球史的重新思考。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

由于疾病和医疗,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与环境间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故而在目前有关环境史的论述中,往往都会将此囊括在内.不过医疗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不能简单归于环境史之中,两者之间既自成一体又紧密关联.环境史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故医疗史与环境史的关联,不单是研究对象的部分交集,还有理念和视角上的相通.虽然近年来随着医疗文化史的研究日渐兴盛,其与环境史的交集渐趋减弱.然而,环境因子并没有在疾病、医疗的文化范畴中消失,生态意识的适用性,也不曾因为研究的旨趣转向文化而减弱.故而,倡言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在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更真切地体认到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医疗观念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