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没收违法所得财物的计算规则

没收违法所得财物的数额认定是否应扣除犯罪成本,严重影响违法所得人的财产权能否被合理保护.学界主要存在净利原则、 总额原则及相对总额原则之争.笼统地采取净利原则或总额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必须针对不同类别的犯罪成本进行计算,只有合理确定违法所得财物本身,才能妥当解决计算难题.违法所得财物数额的计算标准应采纳相对总额原则,为实施犯罪或预备犯罪所支出的成本,应不予扣除;若犯罪支出行为具有非法性,则不应扣除;若过失犯罪支出行为不具有非法性,则应予扣除;若依靠通过不法行为获得的获利机会实施的行为不具有非法性,就应将依靠这一机会实施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合理支出作为计算(减项)违法所得的扣除因素.     

“推定占有”在盗取罪与侵占罪认定中的刑法解释机能——对两宗“高尔夫球盗窃案”的反思与展开

两宗"高尔夫球盗窃案"同案异判,说理牵强,司法公信力颇受质疑,原因在于对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范围理解过窄,而且缺乏对脱离占有物的占有权归属问题的认定规则。为有效维护对物的占有秩序,应借鉴日本的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将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从"所有权说"向有限制的"占有说"转变。在原占有人脱离对物的占有之后,推定由一定的支配·管理领域内的人直接占有该物,以期实现"定分止争"的效果。行为人将该物据为己有的,侵害了他人对物的占有,因而构成盗取罪而非侵占罪。     

论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及其意义

康德哲学一方面高扬主体性,使主体成了其对象世界的构造者,另一方面又以自在之物限定了主体,因为作为现象的基础,自在之物是永远不显现、不可知的,因而也就成了认识主体的界限.对认识主体的限制虽然突现了人的有限性,但并不是对人的贬低,相反,留下了自在物恰恰给人留下了希望.因为自在物作为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存在.它在任何时候都在提示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的生活世界还有其他可能性.对自在之物的觉悟、思想会使我们具有能从眼下生活与眼下世界摆脱出来的超越性眼光,从而展开新的希望.     

“杀猪盘”犯罪案件的定性与处罚——同案不同判引发的思考

“杀猪盘”案件是近年较为流行的新型电信诈骗犯罪.对于“杀猪盘”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司法实务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极少细致地研究“杀猪盘”案件的行为特征,未能准确把握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也忽略了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最终导致案件的处理结论有失偏颇.“杀猪盘”案件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一是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成立开设赌场罪;二是通过操纵赌博结果骗取财物,成立诈骗罪.行为人先后针对不同的法益实施了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构成想像竞合犯;由于前后两行为欠缺类型关联性,所以也不属于牵连犯.为了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避免量刑失衡,对“杀猪盘”案件应当以开设赌场罪与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对偶然因果关系要作具体剖析

犯罪中的因果关系,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判定行为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然而,在犯罪因果关系的构成问题上,在我国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两者都可以作为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如《法学研究》1981年第五期龚明礼的《论犯罪的因果关系》一文)。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中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形式是不存在的,在必然因果关系以外的有关联的东西,统称为条件或联系,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犯罪中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是负担刑事责任的唯一的客观基础(如北京大学出版     

论“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结合体.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可以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定,辅之以刑事司法实务需要的标准来判断.暴力性犯罪是指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根据暴力是否作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手段,暴力性犯罪可以区分为纯正暴力犯罪和不纯正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撮合在一起的立法技术存在一定质疑,这未能准确反映当前刑法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应当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将其与暴力性犯罪并列作为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     

物与鄂伦春人的人观研究:猎业时代

具体的“物”是具体历史文化背景之物,“物”因此在某一特定文化模塑下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在传统的游猎文化中,鄂伦春人对于自然物、制造物、共享物、私有物以及神圣物,对于物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物与社会建构等,都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分类和阐释,以理解自我以及周围的世界,并由此投射出对自然界或生活环境的看法,形成人类族群共同体独特的价值体系、认知体系和解释体系.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试论不作为犯罪未遂的构成

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不外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刑法第20条规定了犯罪未遂及其处罚原则,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犯罪未遂却几乎都是作为的犯罪未遂。而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不作为的犯罪未遂,行为人却仅仅受到舆论谴责,或党纪政纪处分,并未受到应得的刑事制裁。例如,某厂一个青年锅炉工陈某因擅自旷工,被扣发工资、奖金。为了泄愤,有一天值夜班,他故意不给锅炉加水,意图使之爆炸,就在锅炉压力超过规定限度急剧上升之际,车间主任刘某有事进锅炉房,不见陈某后发现险情,立即采取措施,避免了锅炉爆炸。事后,陈某只受到了…     

英国刑法现金追缴制度对我国洗钱犯罪收益追缴的启示

英国刑法的现金追缴制度,对于着力构建我国洗钱犯罪收益的追缴制度,以及有效追缴现金收益与顺利开展国际合作颇有裨益与启迪.由于我国目前尚存立法粗疏、概念模糊、规范笼统、范围有限与程序缺失等立法问题,有必要完善现行刑法典中的实体与程序规范,以明确我国洗钱犯罪收益追缴的法定条件、广泛对象、确定数额与便捷程序等条款.关于实体法规范,不妨将没收单列为非刑罚的强制处分措施,并列明可追缴现金等没收之物的具体种类、适用范围、法定条件或数量限制等内容;关于程序条款,建议明示法院的执行机关地位、增设未定罪的没收、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司法审查,并全面建立合理务实的善意第三人之权益保障制度.     

略论责任事故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责任事故犯罪是指行为人在从事生产、作业、运输或管理的活动中,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或管理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因主观上的过失而导致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危害结果,触犯刑律,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责任事故犯罪具有过失性、复杂性、起伏性、严重性等几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责任事故犯罪行为人对责任事故的发生主观上只能出于过失;(2)责任事故犯罪案件的案情以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此外区分这类案件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时也相当复杂;(3)与责任事故有起有伏的发展态势相一致,责任事故犯罪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鲜明的起伏性;(4)责任事故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比较严重.     

真正身份犯之理论困境及其解决

在无身份者帮助、教唆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场合,存在着一种理论困境--如按通说无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之共犯(教唆犯、帮助犯).则与真正身份犯的主体相违;如否认共犯(教唆犯、帮助犯)为真正身份犯的犯罪主体,又会缺失处罚非主体之共犯的正当性.针对这一理论困境,笔者提出了如下三种解决方案:方案一是革新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即否认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通说.解构真正身份犯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方案二是以共犯独立说取代共犯从属性说,对无身份者、有身份者分别定罪.从而化解矛盾;方案三是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对犯罪主体进行重新界定,将其分为犯罪的主体资格与犯罪的主体身份,使无身份者基于法律的规定取得"准身份",最终走出所谓的理论困境.     

意图力:小说叙事的内驱动力——以明清两代小说文本为案例

文章提出区别于西方行为叙事理论的意图叙事概念。该理论概念将人的行为动力——意图纳入叙事活动的分析过程中,探讨故事形成的潜藏动因。文章发现,文本中存在作者意图、叙述者意图、人物意图三种类型,三者分别处于故事、结构、导领的不同层面,表现出由具象到抽象的不同功能,并在叙事过程中时隐时现、缺位互移、相互补充、交替转换。这些生态及功能在小说人物意图所构成的意图力结构(主意图力、同意图力、反意图力、调节意图力)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作者意图力通过行为选择、意图力嵌入等形式表现出独有的统领、汇合功能,形成诸意图合力,不同意图力的合力是故事叙述的内驱动力。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分析

所谓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 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 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权益(万筱萍,2003)。它属于非法维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据犯罪对象的不伺,农民工犯罪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实施先行主动攻击的人,主要是用人单位负责人,集中在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施工、制衣、餐饮等行业及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犯罪的主要诱因多为客观的;二为相对人不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一般公民,此类犯罪的主要诱因大多是主观的。据统计,“自救式犯罪”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要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就必须对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有一个全面、详细、系统地把握。     

康德、海德格尔与自在之物问题

一、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问题人们可以对康德的自在之物提出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自在之物在批判哲学中起什么作用?提出这一概念的动机是什么?它要说明什么问题?它是怎样与康德的概念体系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第二,自在之物的地位如何?它是真实存在的超验之物,还是如他在《遗著》中曾经指出的那样,仅仅是缺乏现实性的思维的存在(ens rationis)? 关于第一个问题,似乎很清楚,自在之物作为主体中感觉的先验原因,起的是原因作用。毫无疑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坚持影响的学说。这样,唯一的问题就涉及到这种影响的源泉。这个源泉是经验的对象还     

试论青少年性犯罪与本能冲动

青少年性犯罪,在我国城市或农村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大。为了有效地防治,必须探讨青少年性犯罪的根本原因,只有弄清原因把防治措施建立在科学的理念基础上,才会行之有效。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青少年实施性犯罪行为呢? 主张“冲动论”的学者认为,青少年处于青春发育期,这是一个性成熟时期,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性的冲动。所谓性的冲动也就是本能冲动。我国有人似乎不同意“冲动论”。而认为那些意志力薄弱,品格低下者往往经不住来自外界(异性)或来自自己内部(性欲)的刺激。不能抑制自己的邪恶的本能冲动而形成犯罪动机。由此可见犯罪与本能冲动的关系问题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前一种观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

研究以杭州市391名大学生为对象,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发现:(1)杭州市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在是否独生、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资本在不同生源地、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学业成就在不同生源地、是否独生、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2)领悟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心理资本对学业成就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3)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论人类的环境行为及其可选择性——基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层面的体现就是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事实上是人类环境行为的一个不良客观结果.环境与社会是通过人及其行为的中介才具有了某种关系.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在现实中人们可以选择保护性的环境行为,也可以选择破坏性的环境行为.环境问题体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但它却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环境行为及其可选择性问题作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视角,遵循了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也因为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     

刑法中“持有”的行为形态属性

关于持有的属性,即持有是不是一种行为,如果是一种行为,在行为形态上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对此,中外刑法学者有六种观点,即:行为否定说、作为说、不作为说、择一说、修正的择一说、第三种形态说。持有是一种行为,而不是行为之外的又一种犯罪存在形式。在现有的犯罪论体系与行为概念中,将持有解释为行为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在行为形态上,持有应归属于作为的范畴。     

罪刑法定原则的心理学分析

在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原因之中,心理层面的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也可以说是根本,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也根基于其心理基础。要正确发挥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就必须研究其与社会潜意识的关系以及与人格理论的关系。从社会潜意识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要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包容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潜意识;从人格理论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要发挥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作用,防止犯罪,就必须能对人们的超我产生促进作用,人们的超我强大了,人们自身对犯罪的抑制作用也就增强了。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心理学分析,使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