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五重路径

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从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而追寻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独断,转向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反思,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则不仅仅是对语言意义的分析与理解,而是在语言学通过对语言意义的省察表征的人生活世界的意义基础之上生发出的多重路径、多种角度的转向.我们将这一系列转向概括为:非理性主义哲学转向、生存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并认为这些转向彰显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多元发展和哲学发展不断深化的无限可能.     

认识论研究的主体间性转向

交往性思维方式的确立体现了认识论研究由主客对立转向主体间性。通过对近代认识论研究困境的回溯,说明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由于认识主体具有一定的先验性,不是现实中的人,所以其交往性思维方式带有先验的色彩。处于认识论转向转折点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认识论,把现实的人作为认识主体,确立了实践的观点,使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认识论的真正转向。     

"言意之辨"的形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西方哲学在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而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波兰尼默会认识思想探析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首次在认识论领域提出“默会认识”这一概念。默会认识思想也是波兰尼的认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文章追溯了波兰尼默会认识思想的理论渊源,分析了波兰尼默会认识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来源,并对波兰尼默会认识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波兰尼的默会认识思想为认识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对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哲学认识中的整体理解 --兼及当代哲学认识论立足点的转移

作为中西哲学所共有的认识方式,整体理解不仅包含着重要的认识机制,而且在其当代发展中涉及哲学认识论立足点的转移.对整体的领悟类似于通过归纳提出假说,不过是根据对部分的表现对整体做出推测;而对部分的理解则类似于通过演绎验证理论,不过是根据对整体的理解推演出部分所应是的状态,以此映证对整体的理解.     

认识起点问题及图式论研究

认识起点问题在中西方哲学史中有过细致的研究。一般认为 ,对认识起点问题的解决有感觉论、心灵本体论、天赋论、怀疑论以及神秘主义几种方案 ,这些方案均有片面性。认识图式理论作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识模式 ,以综合和概括的形式回答了认识起点问题 ,克服了已有方案的片面性 ,为深化认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描述与实践: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当代科学视界

由于涉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更深层次,量子理论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人们必须把量子事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量子领域描述和实践关系所出现的新问题,带来了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新视界.描述是一种介于认识和实践之间的活动.由于密切关联着二者,描述隐含着人类认识和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层奥秘.量子领域的描述问题本身就典型地表明了实践不仅是一个纳入认识论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问题.描述至少可以看做生活实践的一种次生方式.描述活动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类学特性,不仅涉及人类的生物特性,而且涉及人类的社会特性.描述具有比一般认识更明显、更根本的主体际性,在量子,描述和社会以及实践之间具有一种更内在、更根本的关联.在对量子世界的描述中,描述的真实性问题表现比在经典认识理论中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更强的实践依赖性.     

认识创新与实践创新

本文主要从广义的认识论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创新观点。创新既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 ,表现为发现式创新和发明式创新 ,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 (实验 )活动 ,体现为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化活动和主体改造自身的非对象化活动。无论是作为认识之维 ,还是作为实践之维的创新 ,根本上都是一种群众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观点和群众观点相一致。从广义的认识层面阐释创新 ,不仅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概念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把握当前提倡创新精神的精髓     

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同于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三大转向：一是科学化转向。近代科学和哲学分离,近代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哲学模仿科学,追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导致哲学不再主要关注给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二是政治化转向。哲学和政治的结合导致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哲学政治化导致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和享乐化;三是历史化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哲学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结果哲学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洞穴。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伦理学革命意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革命是全方位的,伦理学是其中重要方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社会存在和实践(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角度解答人类精神生活之谜,超越了西方哲学传统关于道德起源的唯心主义内省论和自然主义理论的对立,不仅在基本理论上回答了伦理的性质和变迁问题,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冲突的根源,最终开创了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伦理学之前景.     

试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完全摒弃人治，而是要肃清专制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道德素养，从而找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契合点。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对分期付款和一次性付款二种付款方式的比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象购房、买车等一些大宗商品的购买已逐渐进入百姓家庭。消费者根据家庭收入水平、现有存款额、可获得贷款额度及向亲友借款额度等一些资金来源因素应该正确估计自己的实际购买能力及支付方式,鉴于分期付款和一次性付款方式的差异性及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不同反应,文章对这两种付款方式进行了充分地比较,意在给消费者正确消费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落实“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搞好“以德治校”

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的论述,探讨高校如何抓好以德治党、以德治师、以德育人,从而更好地用"以德治国"的思想搞好以德治校.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关于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治国方略的弘扬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切实实施这一治国方略 ,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刚强之外——台湾女作家笔下男性角色的自我省视

本文论述女作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在成熟的过程中，反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对自己的能力、特长怀疑之余，自然亦无法建立起自我的价值感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个古老的但又能与时更新的话题。最近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这一论断对于我国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借此笔谈机会 ,笔者提供三点拙见 ,求教于方家。一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一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便是如何制约权力 ,保障权利。英国学者阿克顿爵士有句名言 :“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化”。制约权力的最好武器不是…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 2 1世纪的新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本文旨在剖析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阐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探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论法治与德治的功能整合

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古代礼、德、法兼容并举的历史证明,法治与德治两种手段可以同时并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经济、政治基础基本一致,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内容广泛交叉,其功能作用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使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发挥它们的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