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量刑规范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处理。"醉驾"入罪实施一年来,醉酒驾驶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司法实践中缺乏对醉驾判处缓刑、免刑、从轻、从重处罚的详细标准,导致各地法院对同样的案件处理结果不一样。细化醉驾的量刑标准,区别对待不同的醉驾案件,避免选择性司法,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对每个醉驾者的公正裁决。     

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审理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对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各地法院司法实务上处理不一,方式多种多样,其原因可归结为立法规定的缺失与理论研究的不足两个方面;各自为政的处理方式,带来了诸多弊端。公正、高效地审理好该类案件,既要借鉴他国的经验,又需要做好立法、司法、执法、当事人方面的工作,构建符合中国法文化传统的交叉案件处理机制。     

审查判断证人证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证人证言,是证人就他所知道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或与处理案件有关的真实情况的事实,向依法对其询问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所作的陈述。从其内容来看,它是证人主观世界对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的反映和再现。这种反映和再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确认其证明力,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司法工作者凭藉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和严格的实事求是态度继续在司法实践中探索,也需要法学工作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法学理论方面深入探讨。本文仅就审查判断证人证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国际行政法庭诉讼管辖的几个特点

国际行政法庭是裁判处理国际组织内部公务员案件的国际性法庭,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相比,其诉讼管辖实践颇有特色,具有＂有限＂、＂自动＂和＂强制＂三个方面的特点。     

轻伤案件的诉权分析

轻伤案件在不同条件下成为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两种情形。公安部门、司法机关应该有效保护和指导被害人正确行使自诉权。文章结合司法实践中轻伤案件作为公诉案件处理时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以S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对S县锦镇人民法庭2011—2012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浅谈特殊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

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规定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属自诉案件,这是一类特殊的自诉案件.由于其特殊性,给司法工作特别是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把握这类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旨在缩小和减少司法实务中的一些困惑以及法条本身给司法工作带来的弊端.     

浅谈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惩处

贪污罪与盗窃罪同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编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以二者侵犯财产数额大体一致,情节基本相同为前提,加以类比,可以明显地看出,立法上对贪污罪的惩处严于盗窃罪。但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关于贪污罪几个问题”(引自1985年7月31日《中国法制报》)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引自1984年《人民司法》第12期,以下简称《两院两个解答》)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贪污罪似乎宽于盗窃罪。本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仅就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惩处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     

论构成民事责任条件的因果关系

民事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构成民事责任条件的因果关系(以下简称民法因果关系)是民法学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特别是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的处理,有重要意义。     

科技进步条件下的资源分配与法律适用——由许霆案引发的思考

通过对影响广泛的法律案件——许霆案——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司法审判中的法律适用存在一个误区，即当遇到“疑难”案件时，首先认为困难来自法律自身，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而忽视了对案件本身事实的关注。民法与刑法适用界限的区分，说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凸现了有限政府的真正内涵。     

论假想防卫

本文对假想防卫的主要特征、范围进行了论述,并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假想防卫的案件,尤其是对如何处理特殊案件问题进行了探讨。     

2006年度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现状。方法向全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发出《2006年度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及业务调查表》,收集各机构年度鉴定业务信息,将资料汇总后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发出调查表225份,收回105份。现行鉴定人员中专职鉴定人员占26.66%。在鉴定委托机构中,公安局占64.81%,法院占11.23%。鉴定案件中,刑事案件占64.57%,伤残鉴定案件占第二位(14.30%)。刑事案型分布,依次为杀人(22.07%)、伤害(18.31%)、被奸(12.75%)、盗窃(9.79%)。刑事案件中,鉴定诊断有精神疾病的依次为:精神分裂症(33.93%),精神发育迟滞(18.04%),情感性障碍(7.44%)。民事案件中,鉴定诊断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比例最高,占29.55%。结论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特点,为今后提高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提供参考。     

关于我国宪法实施的两个具体问题

在我国有关宪法的司法解释和由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所谓宪法案件,关乎宪法的贯彻实施。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由普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享有审查违宪的权力。因此,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案件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宪法案件。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依照宪法和立法法本身缺乏法律的支持,加之以司法主体解释宪法就更显得牵强附会了。所以,所谓宪法司法化不等于就是在实施宪法;有了所谓宪法案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法就司法化了。     

时政资讯

习近平: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日前作出指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据新华网)     

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解释权的必要性和约束性

法官的判决若要为当事人所接受,必然要求法官在判决中对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予以充分的解释、论证,而法官在处理案件中进行的法律解释,是从技术、方法层面上来理解的,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不同——其具有准立法色彩。以拉伦茨具体方法层面的三个部分为蓝本——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法律的解释、法官从事法的续造。但权力的行使不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涉税案件移送程序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涉税案件的移送是连接税务行政执法活动与刑事司法活动的纽带,也是近年来税务机关与公检法机关协作的重要内容。我国在涉税案件移送程序中存在争议,导致涉税案件移送后成案率偏低,存在证据效力难以认定、司法判决与行政处理不一致等系列疑难问题。     

浅析高尔斯华绥的写作风格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 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戏剧家.他曾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一八九○年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但不久就放弃律师工作而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九七年,高尔斯华绥发表处女作《天涯海角》(From the Four Winds).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至一九○六年完成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他才被公认为英国第一流的作家.一九三二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初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部分检察业务中已逐渐得到贯彻落实,然而在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对该政策的贯彻却鲜有涉及。在对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必要性、差异性进行初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四项工作机制,以期推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权运行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案件社会结构视域下认罪认罚案件研究

案件社会结构理论能够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进行解释。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自的社会符号以及双方之间关系距离的远近、辩护律师是否参与其中及其自身具备的特征、处理案件的主体等因素共同塑造着认罪认罚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的社会结构通过不同场域共同作用于司法场域这一核心,对法律的选择适用和运作过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类非法律因素以隐性的方式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作用。     

关于自诉案件范围和控诉主体问题的探讨

自五十年代以来,在法学著作中,自诉案件概念的表述,往往被说成是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按照这个说法,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控告,是构成自诉案件的必要条件,则自诉成为被害人告诉的同义语,混淆了自诉案件和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区别.由此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同志对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也要求必须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提出控告,才能成立诉讼,认为有关单位和其他公民个人,都无权告诉.例如,某法院根据检举,发现一件重婚案件,认为应当追究犯罪;但因重婚犯的配偶不肯控告,故又认为,被害人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