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中的信仰之维(上)

在金庸的小说世界里,儒、道、佛等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只是作者上演现代'生命之舞'的舞台。金庸小说的成功在于以'入世'与'出世'的生命冲突为背景,构筑了一种艺术张力关系。小说的真正特点在于通过对作为一种'性的宗教'的爱情神话的生动描写,表现了对自由生命的信仰     

金庸小说的审美意趣探析

金庸以其武侠小说著称于世 ,对金庸作品评论的文章也不胜枚举、褒贬不一。笔者认为金庸小说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并从金庸小说的侠文化 ;金庸小说的琴棋书画 ;金庸小说的美食与美酒三个方面谈了金庸小说的审美意趣 ,同时指出在现代汉语小说作家中恐怕很少有名气能超过金庸的人 ,金庸已成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其原因就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爱生之道：金庸小说的美学审视

虽然武侠小说离不开格杀打斗,但金庸小说却讲究生活情趣,反对残忍暴力。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它来自于金庸作品里的"爱生性",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论金庸小说中的和谐精神

金庸小说一直被认为是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历来有雅俗共赏之好评。其雅俗共赏的原因之一在于金庸小说一以贯之的和谐精神。这种和谐精神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金庸小说将人的内心世界与大自然相融合;金庸小说在借鉴传统武侠小说复仇模式的基础上,对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复仇主题给予了否定,着重挖掘复杂而真实的人性;金庸小说挣脱了狭隘的民族观念的...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

在当前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有五个方面值得高度关注:一是金庸小说研究对学术本位的回归;二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三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多方位视角;四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五是西方文艺理论对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上述五个方面既是金庸小说研究最前沿的进展,同时也构建了金庸小说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金庸世界：在阅读中形成的当代文化星群

在当代中国文化时空中，有一个以金庸小说为核心的文化星群。这个星群以其规模之庞大、润泽之深远著称于世，其内容主要是金庸小说及其所衍生的文化符号。在其构成过程中，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首先是作为作家所在地的香港的都市性，这是促使金庸写作的基本动力；其次是金庸小说本身的内涵，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元素；最后是诸多层面读者的多重角度的阅读。其中，阅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建立在“阅读快感”基础上的阅读实践，最大程度地促成了金庸小说的扩张与流变，最终塑成一个以小说、影视、网络与电子游戏为主要题材的动态的符号世界。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与成人仪式

本文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结合容格有关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理论,对马克吐温的名著《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作了新的解释。文章在确定成长小说与成人仪式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小说的母题、原型、结构、人物,认为这是一部典型的含有成人仪式原型结构的成长小说。整部小说通过哈克的象征性的死亡与再生、出航与回归,充分地表达了文化与人格、社会与个人、'自世'与'他性'的冲突。小说的结局反映了作家面临上述冲突而作出的两难选择。     

论金庸的女性崇拜及其小说中的爱情模式

对金庸小说中众多美女围绕一个男性英雄的爱情模式,研究者多持批评态度。本文认为,金庸小说的这一模式乃是由其进步的女性崇拜情结决定的。这一模式使女性情怀、女性之美在金庸小说中成了与英雄胸襟、英雄侠义并驾齐驱的一个看点。     

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

金庸较为重视冰蚕的药用功能,"药用"的深层情结构成了金庸小说重要的母题动机。唐人心目中的冰蚕,带有海洋文化仙道气息,宋代笔记关于冰蚕的明确记载,仅提到出自西域、云南,足以显得遥远而新奇。金庸先生与香港、海外和大陆南方众多读者一样,对北国雪地风光,有着一种好奇和向往,冰蚕实际上属于作者的一种"意识形态形象",而非西域实物,其更加衬托出北国冰雪严寒地带及其"异域风情"作为"意识形态形象"的可信度,强化南国人们对其想像联想。这一与雪景酷寒相联系的物象,便于构筑奇绝诡异的"异域风光",为作品的形象和情节构设出较大的审美张力。     

金庸小说与庄子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千年流变中,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基本精神已经溶解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其深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令人瞩目。本文拟从师法自然、应和天理与掌握自然、运用天理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金庸小说作品中庄子精神如何使其小说焕发出温润的文化光芒。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本文通过对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这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探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向,在这两部有标志性的作品中,《秦腔》可以称做是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兄弟》是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创作的怪诞的现实主义。这两种审美风格的出现呈现出:新世纪小说重新回到现实社会,重新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关键问题,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趋向。同时,也提示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需要重新认识。     

来自生命底层的悲怆与顽强－－简论石杰小说的底蕴

石杰的小说在人性欲望的表现上展露了最自然的生命状态,充分显示了作家对生命的深刻体察和理解.这有赖于作家总是将自己的视野投放在生命的最底层,将笔触伸向那一群群构筑着社会的大结构而又处于社会边缘的"原始部落".浓郁的文化色彩是她的小说的突出特征.象征的成功运用使得她的小说同时具有了神秘性和魔幻性.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