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锋与现实之间游走——评格非小说《隐身衣》

格非作为曾经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早期的创作特色主要集中在对"迷宫叙事"或"空缺叙事"等形式的创作上。然而,当我们翻开格非的中篇力作《隐身衣》时,无论是音乐元素的渗入,还是关于梦境的述说,或是对"隐身衣"的隐喻,先锋色彩依旧,但是"先锋"已经成为了手段,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命运的探求、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才是小说的终极追求。格非的"先锋"已经转型,他正用现代手段挖掘根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脉络,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论《红楼梦》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红楼梦》“师楚”之维护理想、选择死亡的悲剧精神,具有广泛性、深刻性与独特性。《红楼梦》“师楚”之艺术传统,表现出感情深挚、追求创新、运用象征、打破传统、随意挥洒的特点。曹雪芹与屈原之间有着“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情共鸣,故能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屈原的优良传统。     

论《红楼梦》对《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牡丹亭》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爱情,而《红楼梦》不仅仅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更表现在对女性自身美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肯定;在女性抗争意识方面,《红楼梦》中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与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反抗;在性与爱方面,《牡丹亭》表现了杜丽娘强烈的性爱追求,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而《红楼梦》中的性与爱观念更为进步,表现为性爱双方相互尊重,彼此肯定对方的人格价值和尊严,向往共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性爱关系,同时也表达了“重情抑欲”的可贵的性爱观。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死水微澜》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法国自然主义

《死水微澜》在李吉力人大河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蔡大嫂、罗歪嘴等艺术形象,这得益于李吉力人能够创造性实践法国自然主义理论和创造性地接受异国作家作品的影响。     

困境中的突围——阿宁小说《能耐》人物形象分析

阿宁的长篇小说<能耐>中塑造了陈占文、陈珀、祁淑琴等系列人物形象.贪官陈占文出狱后面临了种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折射出世态炎凉.陈占文的女儿陈珀却在生活的打击中逐渐锻炼成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贫困生祁淑琴也经受了生活的种种磨难,最终选择回归故乡,奉献青春,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阿宁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通过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性的丰富内涵.     

论《红楼梦》中的桃花意象与林黛玉人物塑造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是一部诗化小说,在其众多意象中,＂桃花＂意象有着丰富的涵义,它与全书着力塑造的重要人物林黛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索桃花意象与林黛玉人物塑造的关系,利于深入揭示林黛玉人物塑造的独特魅力。     

《红楼梦》的清代小说创作时尚特征

《红楼梦》的创新价值,继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之后,令人瞩目。然而,《红楼梦》高居古代小说的艺术峰,并非平步青云。曹雪芹是在吸取了世情小说以及其它流派小说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而继往开来的。考察作者所处时代的小说创作时尚,我们发现：从小说家的心理特征、小说结构特征、到小说情节特征,都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小说创作时尚的随顺与超越。在对清代小说创作大潮的趋同中,求新求异,才是《红楼梦》“异军突起”的实际含义。     

批评如何“小说”——以格非《塞壬的歌声》为例

作为一位兼具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批评家,格非在批评实践中既有从知识学层面所展开的客观性研究,也有以自身创作经验为依据的主观性价值诉求。前者对批评对象所进行的概念分析与理论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而后者对原作故事情节的追踪复述,以及由此所展开的对于小说之艺术本源的探讨,则是一种以求善和求美为目标的作家式批评。这两类异质性批评话语的繁荣共生,造成了格非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小说叙事的方式去展开批评实践。这种小说式批评方法,对于解决当前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析霍译本《红楼梦》中医药文化的翻译

本文从中医基本原理、病症与诊疗、中药与方剂以及养生保健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入手,分析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医药文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发现霍克斯并没有拘泥于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是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方法,包括音译、直译、意译、增译和减译等。     

《红楼梦》与精神分析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考证、研究和解读,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试图用精神分析学的里比多说———创作动因、无意识心理说———创作活动和创作过程、俄狄浦斯情结———批评方法以及升华说———人物的塑造这些方面来阐释《红楼梦》文本,从心理学角度发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是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学巨著,两者在许多方面却表现出相近而有别的特征,如两者都是述兴亡之事,但前者侧重于毁灭而后者侧重于幻灭;前者叙述悲剧系沿用西方人格悲剧的套路,属于自灭,而后者叙述悲剧则直承天道盛衰反复周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属于它灭。通过与《百年孤独》的比较,《红楼梦》折射出了它新的光辉。     

从《红楼梦》第一回看曹雪芹的小说观

曹雪芹在继承中国传统诗词、戏曲、小说等古典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作出《红楼梦》,他虽然没有对小说理论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第一回中管窥他的小说观:首先,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艳情小说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其次,从现实生活家庭琐事出发,以自身的人生体验去建构小说;再次,曹雪芹从读者需求出发去创作文本,并预见了他的创作的读者群。     

背面敷粉 注此写彼——《红楼梦》人物形象描写的叙事策略

《红楼梦》中人物形象众多,描写手法纷繁,“背面敷粉,注此写彼”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叙述手法之一,也是作者在创作中使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作品刻画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宝、黛、钗与丫鬟袭、晴以及王夫人薛姨妈等人,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这种描写手法。使用这种叙述手法的效果与影响力,比正面描写更胜一筹,人物性格更其突出,其作用不容忽视。     

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红楼梦》与《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奇”精神的拓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虚构性”、创作动机的“审美性”、还是创作主题的“言情性”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传奇”风韵的小说作品。其中就“虚构性”而言,它实现了“幻”与“真”的互动;就“审美性”而言,它实现了由“趣”到“味”的提升;就“言情性”而言,它实现了由“爱情”到“人情”的深化。     

试析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

《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传递了我国传统文化,并反映出当时封建社会的风貌.从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入手,举出多处译例,从服饰的材质、图案和样式三方面,探究译者的翻译手法及原因.     

《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格局比较

本文主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金瓶梅》和《红楼梦》在遵守传统叙事格局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些突破,特别是对传统拟书场格局和章回小说体制的突破.     

聆听遥远的回声——试论《红楼梦》对《秦腔》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当代小说《秦腔》有着极大的影响。它们的精神意蕴是相通的：以家庭的兴衰变迁折射时代变化。在叙事手法上是相似的：运用了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在《秦腔》中也有体现。从《红楼梦》对《秦腔》直接深远的影响中可以看出,《红楼梦》与当代小说之间并没有古今时代的隔阂,同时当代作家应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文学遗产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能量,在吸收和借鉴《红楼梦》的基础上超越红楼艺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