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事选拔制度变迁及其动因

统治者、官僚群体和平民百姓围绕官吏选任方式的理性自利博弈,是导致中国古代人事选拔制度变迁的本因。阶层利益均衡是评判选官用人制度稳定与否的标准尺度,这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信政治结果就是行为者策略性计算结果的观点不谋而合。以我国历代人事选拔制度演进脉络为主线,用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工具,对制度变迁及其动因进行全方位研究,并深入挖掘古代人事制度变迁对今天人事选拔的指导意义。     

物权行为理论与制度效率

物权行为理论在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中,有其潜在的制度利益。但是,由于既存法律制度的约束以及现行法律体系中存在难以与物权行为相兼容、契合的因素等原因,我国物权立法采物权行为理论的障碍在于制度供给的不足。     

关于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制度变迁的两个问题

汉武帝时期进行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工商业制度变迁。为了深入探讨这次制度变迁中西汉政府选择官营工商业的原因及其结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借助相关制度变迁理论考察认为:之所以选择官营工商业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一是因为进行官营工商业的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成本,可获得巨大的潜在利润;二是与制度变迁的主要决策者和推行者——桑弘羊的偏好和知识存量有关。此次制度变迁使西汉的私营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则与桑弘羊的有限理性密切相关。     

恪守诚信时的利益抉择与制度保障

经济人假设的逻辑起点设定了行为主体在行为选择时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金钱和权力的理性化".在面临恪守诚信与自身利益的冲突时,行为主体很容易"理性"地选择追求自身利益.专制社会遗留下来的"唯上"思维就是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唯上"思维的行为主体在不健全的制度体系下,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唯上"而放弃"唯实",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地阻碍了诚信社会的建设,需要完善的制度来引导和约束.通过完善的制度体系的构建,让制度来均衡利益,提高违背诚信规则的成本,从而通过利益导向引导行为主体恪守诚信规则.通过制度约束产生的良好行为习惯能够逐渐地积淀为主体的内在品质.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农民的偏好与农地制度创新

一些经验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农户并不向往土地的私有化改革,这与经济学界的理论推断大相径庭。本文认为,小农对于土地制度的偏好是具有充分理性的:由于土地的资源(?)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宏观约束,中国的农村土地必须同时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和资产功能,因此农户选择农地制度的真实逻辑是,在"生存安全"和市场获利机会之间充分权衡,倾向于维持当前农地制度的基本架构,同时自发进行有利于其土地权益实现的各类渐进式创新。     

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也受到统治者的偏好、有限理性和一致同意原则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在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服务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引起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探寻适合我国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变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制度的本原和变迁与设计——读《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新兴范式.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在具体分析了当时政治研究范式(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和行为主义)不足的基础上,以制度为核心,从制度与文化、制度与行为、制度与偏好等方面分析了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等的发生和发展逻辑,初步勾勒出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取向,构成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乃至整个新制度主义的经典.     

我国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兴起等因素的出现,成为促使企业制度变迁的内在诱因。随着企业独立自主地位的完善,这些诱因也必然演化为新的制度需求。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政府的制度供给都十分重要。当前政府制度供给的思路,应一方面赋予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规范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保障合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有较为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     

制度、行动与行动流——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化理论

本文将对目前三种新制度主义视角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行梳理,试图用结构化理论的行动流概念来消解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度主义——中行动与制度之间非此即彼的决定论倾向,为新制度主义提供本体论基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 ,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新制度主义内部“分化”成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招聘单位的性别偏好——一个分析框架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把招聘单位作为系统层次上的理性行动者,研究招聘单位性别偏好的产生机制,可以深刻认识这种现象普遍发生的原因,即招聘单位的性别偏好是组织认知结构和环境中的制度虚置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产生的.组织认知结构源于传统性别文化对组织的塑造,而环境中的制度虚置则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不相容与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软化这两个方面造成的.     

新制度主义:一场新的范式革命？——兼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政治学研究业已经历两场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制度的应然研究到实然研究的旧制度主义范式转换和由制度研究向行为研究的行为主义范式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西方政治学者试图进行一场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变革尝试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但由于其兴起时间尚短,能否成为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还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制度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人们反思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随着一大批以制度分析为方法的实证研究的展开 ,一批相关学者获得诺贝尔奖 ,制度分析方法迅速向各个学科渗透 ,成为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也有应用 ,并形成几个影响较大的新制度主义流派 ,如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行为宏观经济学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新思潮。作为行为主义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行为宏观经济学为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但是,行为宏观经济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背叛主流经济学传统,其实质是多样化的偏好假设,辅以经济当事人理性化的选择,为宏观经济提供更真实丰富的微观行为基础。因此,进一步扩展偏好—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是行为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储蓄不足和短期总供给的两个理论案例证实了这一点。     

新制度主义对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启悟

国家治理是一项非常纷繁复杂的过程,而真正有效的治理最终必然要体现在制度化层面,即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通过客观、可操作的制度来使整个国家的治理和谐、有序。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绩效衡量及制度绩效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均对国家治理制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分。     

高校心理咨询中的价值干预

高校心理咨询工作有必要进行价值干预。价值干预的心理治疗理论基础有认知疗法理论、理性情绪疗法理论、行为疗法理论。价值干预的具体方式包括价值澄清、价值归因、价值选择、价值认同和行为反应。价值干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是承认价值取向多元、适时干预、指导而非作决定。     

新制度主义:人与制度的互动

在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继承旧制度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制度因素重新纳入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并探讨政治主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限定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影响制度运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