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财产刑适用对象之立法评析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附加刑。本文通过定量分析 ,得出作为一种重刑 ,它主要适用于严重的贪利性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结论。     

完善没收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若干建议

没收财产刑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严重问题,非进行立法修改不足以解决之。因此,应在刑法总则中专门规定对于刑法分则规定必须判处没收财产而本人确无财产的犯罪分子不判处没收财产,但须在刑满释放后提供若干时间的公益劳动;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侦查机关应当调查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以及采取保全措施的规定,同时设置比较完备的有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定。     

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附加刑,与其他刑罚相比有其特征：以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为内容;适用于严重犯罪;附加重刑适用;实行以必并制为主、得并制为辅的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确定没收财产的范围、数额;正确处理与罚金刑的选择适用;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刑以及清偿正当债务。     

论古代东方的财产刑

古代东方刑法中有财产刑,主要包括有单一、复合和替代等一些类型.这一刑罚主要适用的犯罪有:侵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犯罪、渎职犯罪和其他一些犯罪.在有关古代东方的财产刑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财产刑与等级身份相联系的问题;适用中顾及故意与过失、危害程度等因素的问题;财产刑的差异问题;财产刑被限制适用的问题;财产刑在近代刑法中的改革问题等.     

论经济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层人民法院在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中,如何做到罚当其罪,量刑相当,是我们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的正当性出发,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经济犯罪中既有自由刑又有附加财产刑的刑罚适用,如何适用罚金刑及数额问题及财产刑的并罚问题,并提出在经济犯罪审判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注意事项。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释评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在不对人定罪的情况下,单独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顺应了我国反腐、反恐的形势需要,完善了这方面的刑事诉讼立法。新刑诉法以四个条文规定了没收所得违法程序,分别为程序的启动、受理及公告、审理及裁定、回转,但新刑诉法对于该程序的案件范围和证据制度等方面需要完善。     

汉晋财产刑的传承与变迁

晋代的财产刑在继承汉法的同时,做了部分改革,规定剥夺罪犯财产性质的刑罚,一为赎刑,老病幼妇及具有一定身份的罪犯等都可以钱物赎刑;二为罚金刑,对轻微犯罪处以罚金.晋代的财产刑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原赎刑中的赦赎已消失,这是财产刑完善化的表现,对后代法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没收财产罚在民法中的除去

《民法通则》第61条与《合同法》第59条就没收财产罚的规定，虽秉承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事立法的共同特点，且对缓解不法原因给付的逻辑困境，打击和预防不法行为有一定作用。但究其实质，却与处罚法定原则相冲突，将损害当事人及其债权人的权益，同时也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之定位的乖违，在根本上背离了民法的私法本质，并且容易导致对违法行为的反激励后果。因此理应将其从民事立法中予以除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论环境犯罪附加刑的目的、价值与完善

环境犯罪治理由事后惩治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使得附加刑的价值日益凸显,其能够有效威慑潜在环境犯罪,限制犯罪人的再犯能力,较好地实现刑罚目的。环境犯罪的附加刑与现代环境伦理相契合,能够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附加刑的轻缓性,为刑法在环境犯罪领域的提前介入提供了前提,进而可以有效预防环境犯罪,促进受损环境的恢复。与主刑相比,附加刑在节约司法资源方面也有着巨大的优势。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在适用方式、数额确定与执行路径方面尚存不足,应从扩大选科罚金适用、采取日额罚金制和罚金易科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作为相对严厉的附加刑种,没收财产刑应扩大适用到环境公害犯罪中,以更好地惩治与预防重大环境犯罪,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职业禁止制度可暂时适用于环境犯罪,由于当前的资格刑体系已无法满足环境犯罪治理需要,从长远来看,应增设新的资格刑,限制或剥夺犯罪人从事某职业或行业的资格,充分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     

我国紧急征用补偿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为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紧急征用是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措施,可对公民财产权实施必要的限制,但紧急征用也必须遵守补偿的原则。我国相关法律对此规定十分欠缺,为落实宪法的要求,应尽快对其予以完善。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

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涉财类刑事案件也不断增多,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显得非常紧迫.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应对日益增加的案件数量,同时也是有效协调公检法三机关保管涉案财产的方式,增加了保管刑事涉案财产的透明性.刑事涉案财物的信息化管理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条件,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设立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持,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试点为之提供了现实条件.但是,目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还面临不少困难.管理标准不统一、人工化管理还普遍存在等问题依然影响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应当坚持与时俱进,更新管理理念,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同时,还要实现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的专门化.在明确了刑事涉案财物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的基本问题之后,完善具体措施,采取二维码扫描入库、定时检查库存以及设置警报系统等方式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On Legal Foundation of the Quantity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刑事责任量可以分为基本量、增量、减量和变量,相应地,刑事责任量的法律根据分为基本量的法律根据、增量的法律根据、减量的法律根据和变量的法律根据。其中,基本量的法律根据是犯罪的基本构成,增量的法律根据是加重的犯罪构成,减量的法律根据是减轻的犯罪构成,变量的法律根据是变量法定情节。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浅析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变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刑事和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公民自诉权的行使没有冲突。它作为一种去刑化的犯罪案件解决方案与我们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构建相应的制度。不应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划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过程中也应强调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协调,应建立当事人及其家属积极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制度。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道德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制约

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成员或阶级用以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人类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刑事立法是立法者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刑事立法的过程是行为犯罪化与除罪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因而道德原则是立法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