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从“舞乐”到“歌乐” ——论《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中有三组颂诗,曰《周颂》《商颂》《鲁颂》。三《颂》虽同为庙堂祭祀之乐,而辞风却异,简言之,《周颂》简略古拙,《商颂》《鲁颂》词繁夸侈。造成三《颂》辞风差别的原因在于祭祀中的主导表意方式的变化,即《周颂》承袭了远古祭祀方式,以舞娱神,是谓"舞乐";而商、鲁二《颂》受礼乐文化较深,借歌表意,是谓"歌乐";以舞娱神,则歌诗非其所重,其辞必简;借歌表意,需长歌方能尽其情,其词必繁。从《周颂》到《商颂》《鲁颂》,体现了《诗经》颂诗的演变。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论《诗经》二雅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共一百零五篇。《诗经）战争诗主要在“大雅”和“小雅”中。二雅战争诗主要包括规、雅》中的《六月》、《出车p、《采     

从颂诗看周朝统治者重视人事的特点

颂诗是《诗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计40篇。《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樵《通志·乐略》云:“陈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朱熹同意《诗大序》意见,并进一步说颂诗是“宗庙之乐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解释不了大自然的种种神秘现象,对天地神祗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人们敬祭它们,以祈求佑护,这在世界很多地区均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从《诗经》颂诗部分来看,周统治者虽然也敬畏神祗,然而亦相当重视人事。这是与世界上大多数远古文明时期的民族不同的。     

浅析《商颂》的文化特质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诗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历代学者均认为“风、雅”诗是《诗经》的精华所在,着墨尤多,而对“颂”诗冷眼相对,着墨较少。在“颂”诗中对《商颂》问津者更是寥寥。其实这种作法是有欠妥之处的。因为:第一,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商颂》是《诗三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有所轩轾;第二,《商颂》是殷商奴隶制特定历史实践的信息成果,反映了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跨越过程中的艺术和审美的价值取向;第三,《商颂》是表现古人所谓“国之大事”的祭歌,殷商奴隶制的宗教特征与礼俗风习、殷商的文化特质,都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这些乐歌中,忽视它们就等于放弃历史。     

《诗经》风、雅、颂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五篇,按《风》、《雅》、《颂》的体例编排。什么叫“风”、“雅”、“颂”?它为什么按《风》、《雅》、《颂》编排?这个问题自古以来,诸家学者见解甚异,争论不休,各持己见,至今也未完全一致。要深入研究《诗经》,探求它的真谛,搞清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试谈《诗经》中的成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辑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805首诗,分“风”、“雅”、“颂”三部分。由于《诗经》语言精炼形象,且其中大多数诗以四言为主,因此一些诗句经过人们长期传诵或改造后,已成为大家所熟悉或常用的成语。本文就源于《诗经》的成语作些简略的分析。     

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诗经·周颂》中有关礼仪的诗篇 ,着重分析了其中创作于西周最早的诗章 ,认为这些诗实际上是在一种仪式中被集体庆祝者唱颂过的祷告诗 ,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不能脱离这种礼仪 ;又分析了一些大约创作于西周中期的诗篇 ,认为这些诗描写了一种不同的礼仪 ,即由专职祭师在群众宾客面前进行演唱。从《周颂》的这两种诗中 ,可以看出诗歌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这种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行演进 ,即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以这种分离为起点 ,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了真正的文学的领域。     

《诗经》五首篇名试解

《诗经》共有305首诗。其中299首诗均是截取诗中词、句或略加改动以名篇。但其它六首,即:《小雅·雨无正》、《小雅·巷伯》、《大雅·常武》、《周颂·酌》、《周颂·般》、《周颂·赉》的篇名为另外拟定,颇为特殊。对此,诸家说解各异,迄无定论,故很有必要作一番考证。现就其中的五首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一、《雨无正》此篇名“雨无正”最难索解。“雨”无所谓“正”与“无正”,而名“雨无正”岂不怪哉!《诗序》:“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此属强解,实迂曲难通。陈奂云: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诗经》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乐器或土风不同，而有《风》、《雅》、《颂》之别。将不同声调的《风》《雅》《颂》作适当配合，足以构成一大套乐。《风》《雅Ｚ都以重复为其曲式的特色。《风》的重复曲调多属简单重复。此固可巩固和增强曲调基本形象的鲜明度而解决音乐记忆的困难，但如一再重复，则难免刻板单调。《小雅》则渐进为“否定式（对比）重复。”此足以解决基本形象因简单而过度重复所造成音乐听觉上“失去注意”的惰性问题。《大雅》更进为“再现式重复”。此则使基本形象在新层次获得更大生机。即基本形象经否定性刺激而再现时，其形象比前更清晰、生动、深刻和有意味。故就音乐美学价值言，《大雅》最高，《小雅》次之，《风》又次之。《颂顺ｕ曲式杂乱，美学价值不高。     

《文心雕龙·颂赞》篇新论三题

《文心雕龙·颂赞》篇是系统论述颂体与赞体的专论,因年代久远,词旨晦涩,后世有不少的地方存在着误读,亟需厘正。“雅而似赋”中的“雅”为讽谏之意,并非雅正的意思;“不辨旨趣”中的“旨趣”,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而非颂与风雅的关系;“敬慎如铭”是指颂与铭一样恭敬慎重,而非《文赋》中的“优游”之意,更不可将“铭”换为“箴”。     

魏唐风诗浅论

一《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魏风和唐风,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晋诗,用今天的话讲,也可称之为“山西调”或“山西民歌”。《诗经》的创作年代,从西周初期(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绵延了五百多年;其中,国风的大部分,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作品。也就是说,魏、唐风诗产生的时代,大体上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前六世纪之间约二百年间。如果     

试论《诗经》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

本文首先通过《周颂》、《大雅》相关诗篇,发现周人以德为人神感应介质,其宗教文化呈现出清穆的特色;并推论其原因可能与“农业生产方式”、“殷鉴不远”有关。然后本文通过《商颂》发现宋人以欲为人神感应介质,其宗教文化呈现出迷狂的特色;并推测这也许是殷人宗教蒙昧风习影响宋人所致。最后本文初步认定《周南·汉广》可能是楚人招请汉水女神的祭歌,接着通过该诗并结合《九歌》去剖析楚人在宗教活动中、以情为人神感应介质而呈现出的奇诡特色,并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土著原始宗教文化的影响。     

论《颂》诗不是原始宗教诵辞——《<颂>诗新说》商榷

《颂》诗中的“颂”字,历来多释为“容”,而《颂》诗本身则大家公认是周代宗庙祭祀的乐歌,是一种溶诗、乐、舞为一体的表演艺术。近世以来,有人提出异议。张西堂先生认为“颂”即“镛”字,为“镛钟”。此说虽在释字上有悖于传统说法,但仍认为《颂》诗含有歌乐舞蹈。最近,刘毓庆先生撰有《<颂>诗新说》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颂》诗源于“诵”、即诵读,疑其本字为“用”,为宗教祭祀时开册朗诵意,并由此以为《颂》诗不是乐歌而是原始宗教诵辞。这就对《颂》诗的性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此外,他还提出大武乐章不入《周颂》的新说。笔者冒昧揣摩,觉得刘文不无不妥之处,故在此谈谈不同的看法,敬祈刘先生并方家指正。     

《左传》中的用《诗》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种种原因,在上古时,诗歌还不能真正作为文学而发挥其独特的审美作用,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被人们使用着,这在《左传》中表现得十分显著。本文即对《左传》的用《诗》情况试作分析。《左传》中,《诗》被人们引用的情况,经过初步统计,只提《诗》的篇名的“赋《诗》”有六十八篇《重十一篇》,其中《国风》三十三篇《重三》,例、雅》二十五篇《重七》,《大雅》九篇《重一》,《周颂》一篇。还有直引诗句而未题《激名者,大凡一百五十一处,用《诗件十一篇,其中《国风…     

试论先秦“雅”的标准

关于《诗》的“六义”,历来一般同意孔颖达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即风、雅、颂是《诗》的不同诗体,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今人对《诗》的“六义”的研究,偏重在“赋、比、兴”方面,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诗经》宗教现象原论

《诗经》文本具有浑朴的性质。除文学属性外,其《雅》《颂》篇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初民的宗教行为、心理及朴素的宗天思想与多神崇拜构成“雅颂世界”属神性的一极;而初民对未知世界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建构了“雅颂世界”的宗教基石。“雅颂世界”的宗教情感,体现了中国宗教思想的人文精神,隐含着寓政教于神恩的主题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