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语境顺应看外来词翻译中汉语字词的选择

以当代汉语中出现的常用英源外来词为对象,探讨了文化语境顺应在外来词翻译中对汉语字词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外来词翻译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顺应中国文化语境,其中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汉字文化意义双层因素对外来词翻译中汉字词的选择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传统图案文化的思维理念

中国传统图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它特殊的形式美与装饰美具有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意蕴和传统情调,承载着强烈、细腻的民族态度与情感,包容着独有的人生思维与生活态度。传统图案资源既包括了那些被直接利用、改造和模仿的传统物质遗存,也包括了国家和民族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存(尤其是传统思维和理念方式)。从思维角度来看,发掘、把握传统图案理念内涵,对丰富现代文化理念,推动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思维的民族性在汉语外来词中的体现

思维具有民族性,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的民族性不可避免会反映到语言中.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交融直至借用过程,都要依据引进他语词的民族思维特性进行转换,反映到语言上就是对借入的外来词按照本民族的思维习惯、语言特点进行适当改造.汉语是一种表意语言,因而外来词在引进和使用的过程中经过汉民族思维的梳理,使之具有汉语的特点,才能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生根发芽.     

汉语外来词吸收的文化心态透视

一个民族的语言借用、吸收另一个民族的词语,是语言的普遍现象,然而各种语言对外来词吸收、消化的能力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通过对汉语外来词吸收的历史考证、吸收过程中对语音、语法、词汇的加工改造和力主意译,力拒音译,音译汉化特征的分析,旨在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对语言吸收同化功能的影响。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论俄语中的外来词及其特点

外来词的借入是各民族、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产物 ,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外来词在吸收和使用过程中 ,由于受到语言主体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以及固有习惯的影响 ,词义或修辞意义又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俄语词汇 ,增加了许多表达方式 ,语言的表达能力增强了。但外来词引进需合理 ,需适度。     

新时期外来词的文化学审视

外来词的产生是文化接触的必然产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 ,外来词日益增多 ,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道德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改变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同时给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影响和冲击。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新时期外来词产生的原因及所涉及的内容 ,阐释外来词的文化内涵 ,可见出外来词对汉民族文化的冲击利多弊少 ,我们应在设法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 ,以开放的积极的心态迎接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外来语言 ,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     

媒体使用外语词的动因及对社会文化的建构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近年来汉语中涌现了大量的外来词,有些外来词没有经过翻译就直接以原形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介上。对于这种现象,有许多批评的意见,比如影响传播效果、对民族文化形成冲击等。但这些意见并没有对外语词在媒体中广泛出现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而是简单地归咎于媒体的媚俗、媚外或者缺乏责任感。本文试图深入探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当代视域及其理论探构

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在当代面临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本身受到了道德责难,现代性道德遭遇伦理与实践的二律悖反;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面临着"既走进现代、又走出现代"的尴尬处境;三是普世主义的出场,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必须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凸显世界意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实现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最后决疑:一是探讨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学理逻辑,究竟可能、应该以及怎样就能够完成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二是注重中国伦理传统转型的历史意识,在历史梳理与现实悖反过程中,追问"现代"与"传统"的"优秀"所在,找到转型的契入口;三是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全球意识,在现代文明的滥觞以及后现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张扬中,我们面临的决不单单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且还要自觉担负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意识与人类意识,唯此才是真正的现代转型.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路径与趋向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改造运动。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希望沿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方式进行纯思想文化启蒙,但现实迫使他们在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开启了把思想启蒙与行动主义相结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被此后的历史证明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运动的路径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