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传媒经济研究

长期以来,传媒研究属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传统研究领地。传媒产业与传媒经济已成为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与动力之一,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入世后中国传媒产业蓬勃发展相对比,国内相关研究相对滞后。转轨实践与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转轨国家,传媒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传媒变革与经济转轨高度互动、互相促进。透过传媒变革研究经济转轨,这种有别于当前主流转轨经济研究视角,能够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互动、经济转轨模式比较与转轨国家政治变革进程等世界经济研究核心问题提供较清晰的梳理并分析。     

"解放传媒生产力"初探——从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看传媒生产力的解放

解放文化生产力是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世界的竞争终将是文化力的竞争,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已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传媒生产力的解放,不仅仅关系到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文化产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传媒生产力的解放,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要以邓小平生产力理论为指导,解放传媒生产力,加速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加快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     

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量化分析

传媒经济研究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1980年以来的我国学术界对传媒经济的研究为考察对象,对其进行定量化分析,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思想方式的转变。     

经济欠发达区域电视传媒超常发展的战略构想

从电视传媒的产业属性、西部的区位优势、国家的政策环境诸方面论证了欠发达区域电视传媒经济超常发展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确立正确的发展路径,实施科学的定位战略,善于运用各类文化资源,各种市场经营手段,尽可能地综合发挥相对优势”的具体举措。     

新时期传媒产业的资本运作

党的十七大特别提到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国外传媒产业相比,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运营能力低下.而提高资本运营能力无疑是应对激烈竞争的一剂良药,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为传媒产业融合大量资金,实现传媒产业的超常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媒体的资本运营形式和所产生的功能对新时期该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传媒文化影响论

在传媒化生存的今天,传媒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场景与方式,并逐渐融入我们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血脉.因此,对传媒文化日益扩大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十分迫切.传媒文化与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之间是一种关联互动关系,一方面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内容、形态和走向;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甚至变革着这些领域的思想、行为以及表现方式.     

从媒介机理来看新闻传媒影响力及影响力经济

影响力与影响力经济是新闻传媒的本质属性。媒介权力使影响力成为新闻传媒的客观职能,影响力不仅是传媒在特有传播过程中所打下的"传媒资讯渠道烙印",也与传媒公信力和权威性互为条件;新闻传播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媒介所具有的传播力使广告的传媒"寻租"成为必然,它和媒介组织的公共服务性质一起促使出售影响力成为媒介经营的固有法则,"利益——控制"的二元格局是影响力经济的本质体现。     

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共生关系

建构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媒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建设"鼓"与"呼",并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不断推进传媒经济的发展,从而开辟了新闻传媒的现代化发展进路.新闻传媒是现代经济伴生的产物,经济发展与新闻传媒的发展是共生互动的.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新闻传媒要在服务经济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互相促进,推进传媒经济的科学发展.     

新常态经济下传媒产业规制的改革逻辑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红利加速消失、硬约束增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经济活动和行为规则回归市场逻辑。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与改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步,以往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源自于享受政策偏好带来的红利,市场与行政规制的双重低效甚至失效、产业发展势大力薄的现状始终未有本质性的改变。一旦整体经济下行,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因此,规制改革的目标和手段也应符合新常态的本质,包括以激励性规制手段完善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建构经营者激励机制、提升传媒市场的有效竞争等一系列举措。     

“影响力经济”的不同论域

“影响力经济”这一概念，被用以揭示传媒产业区别于其它产业的独特经济规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对其能否“成为对传媒经济本质的有效解释”和“特定倾向性”提出质疑。本文认为“影响力经济”是对传媒产业经济本质的揭示，属于传媒经济学的论域，质疑者呼吁传媒道德责任而批判单纯效益观念，属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论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范式，各有其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不同论域的话题放在同一层面讨论，应该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寻找一个更宽广、更具通约性的知识共同体，共设前提，在对话中解决问题。     

互联网“下半场”中传媒经济的人类“尺度”:一种基于互联网圈子的推演

在经济社会学视野下,作为当下社会过程"突出部"之一的互联网圈子已触发了一条传媒经济的链式反应:首先,互联网圈子(层)于消费侧分别以"局域网""整体网"及其再勾连,"互动环""互动链"及其再链接重织了需求结构与决策机理;受其影响,生产侧的互联网圈子一方面能够与专业机构以动态竞合的方式制造意义,另一方面又得以营造出众投(筹)与担保两种货币融通动线来冲抵风险;最后,在不同利益的驱动下,互联网圈子的上述影响被有机组装最终构筑起传媒经济集成的市场取向与公共取向,前者围绕亚文化系统展开经济要素的定向集成,后者由政府授权于媒体来主导但不排斥其他社会力量。     

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传媒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然而,在其发展前景被看好的同时,我国传媒产业发展中的区域差异表现越来越突出。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传媒产业地区差异现象进行实证研究,不论是对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还是对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传媒产业的地区差异问题比较严重,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市场规则和国家政策之间寻找平衡点。     

辽宁省传媒内容产业发展研究

为研究辽宁省传媒内容产业发展,分析辽宁省传媒产业概况,传媒产业中的内容和渠道将成为核心之争的必然趋势,要求辽宁传媒发展自己的内容产业,提出以为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繁荣提供传媒内容支持两大内容方向,并要注意发展中面临的受众市场开发程度有限、政策风险和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问题。     

"软实力"的经济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软实力"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国情、国力分析方法和新的认识范畴,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对国家治理和提升综合国力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经济层面上对增强国家、区域、产业甚至企业的竞争力有着同样深刻的影响。本文从经济角度探讨"软实力"在影响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方向和配置效率方面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不仅表现为直接的价值创造效应,还表现为激励动力效应、集聚整合效应、优化升级效应、创新增进效应和品牌放大效应等,揭示其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对"软实力"概念的经济学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     

西方传媒产业的政府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传媒市场的失灵和传媒的技术特征、传播特征,西方国家大多对传媒产业实行独立的政府规制。我国由于长期重视传媒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对传媒产业的规制更有其特殊性。西方传媒产业的政府规制模式不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中西传媒产业规制的发展都遵循一些普遍原则,因此我国应立足于转轨经济的现实,借鉴西方传媒产业规制的经验,构建出适合我国的政府规制体系。     

我国传媒上市公司经营效绩剖析

传媒产业化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文章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我国传媒产业近5年发展状况的经验分析表明:无论从市场预期层面,还是从公司自身的经营效绩方面来看,传媒上市公司都优于其他上市公司,传媒产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朝阳产业。     

基于钻石理论的闽台传媒产业合作模式探析

ECFA的正式签署,开启了两岸经济共创双赢的大局,为两岸产业深入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动能。福建传媒产业由于自身的特点,体现了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的特色,有利于两岸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在两岸产业合作中先行先试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运用波特钻石理论,对闽台传媒产业合作要素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产业合作新模式,将对两岸传媒产业合作,乃至对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有所启发。     

关于如何打造网络经济推动传媒产业发展的思考——以郑州广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为例

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经济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传媒作为一种产业,创造了日益巨大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行业。因此,在时代要求下,我们要把网络优势和传媒产业结合起来,发挥好网络的优势,做大做强郑州的传媒产业。     

论我国传媒业注意力经济积弊

20世纪90年代有人称,传媒经济是"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然而,过分追求注意力会导致传媒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与公信力的降低.本文分析了传媒营销注意力的六种主要手段与积弊,对引导传媒走向影响力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兼论传媒结构的合理建构

处于传媒、政府、公众三角结构关系中的传媒,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具有公共性.在政府、传媒、公众的三角结构关系中,相对于政府和传媒所形成的共同强势,公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传媒公共性缺失,这是世界范围的传媒危机.以传媒属性为逻辑起点,建立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与商业性传媒共同建构的合理传媒结构,以达成政府、传媒、公众三者利益的博弈均衡,或可避免传媒公共性结构转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