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伊藤仁斋与日本《诗经》学的转向

伊藤仁斋在日本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对于《诗经》学,他以其极富革新意义的独特理解,提出"《诗》道性情说"和"《诗》无定义说",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且这两大理论直接改变了江户初期(庆长至元禄)以来祖述《朱传》的《诗》学走向,开启了江户中期(元禄至宽政)《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崭新局面。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诗经》与唐代国家教育

《诗经》在唐代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中唐时期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出现了建立《诗》学博士的吁请,成为白居易等倡扬新乐府创作的理论支持,并伴同此期国学教育从通经向专经的学风转变,带动了长期沉寂的学术研究的复兴。讨论所及的诗序作者、编纂意义与诗句疏解三大问题也为宋代《诗经》学的变革开启了路径。唐代以国子监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引导了唐代《诗经》学的发展。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从古今《诗经》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说开去

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跨文本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重建文化语境;二是尊重研究对象固有的互文本关系;三是将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三个研究层面联为一体.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在先秦两汉<诗经>功能演变与儒家诗学生成轨迹之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印证.     

“有”在台州方言与《诗经》中的副词用法研究

本文以台州方言"有"的用法对比《诗经》里的"有"的用法,主要考察其作为动词和副词时的语法作用和语义功能。可以发现,尽管数量并不太多,但"有"在《诗经》里已经出现虚化的副词用法。这种用法至今在台州方言里仍非常活跃,而我们从副词的角度观察《诗经》中后接形容词的"有",就能得出相关诗句较为合理的释义。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诗经》中比兴手法的逻辑支点

“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比兴”手法赖以成立的逻辑支点是取象思维方式 ,其特征是取象比附 ,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 ,靠人们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 ,它的本质是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取象思维方式源于《易经》 ,在《诗经》中得到了发展 ,其表现形式便是比兴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人水相合 喜忧参半的情感交融——论《诗经》中人为型水意象

水是万物之源,人类就是由海洋生命进化而来的,没有水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因此,水与人类的关系特别密切。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水意象。水和人同时出现,称为人为型水意象。本文对《诗经》中的人为型水意象进行论述,透视其内涵的多重意蕴。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