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转型期军人价值认同教育的思考

价值认同是指在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等方面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人类的一切思想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归根到底都可以概括为价值认同。本文所指的价值认同 ,主要是指在价值观标准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尤其是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价值观标准要求相一致、相统一的状态 ;对于革命军人就是要牢固树立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客观要求相一致的价值观。一、社会转型期价值认同教育的定位面对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 ,有效开展价值认同教育 ,首要的是科学定位 ,从新情况、新要求出发 ,寻求新突破。当前 ,要正…     

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困境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剥离出来,接受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必然带来身份变动和身份系统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困境。本文结合转型时期农民工身份变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构建农民工认同框架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模型,剖析农民工认同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内在特征,引导农民工提升认同感。     

试论公共领域中的价值认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条件,使中国的价值论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潮流,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甚至形成相互对立的观点。然而,全球化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价值认同主体的共生时代,使得人们极有可能会形成共同认识。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中国公共领域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和延伸,对公共领域中价值认同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学者开展价值问题研究以推动价值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网络社会中的自我认同问题

网络社会使得人们在虚拟世界以一种虚拟的方式首先突破时空的局限性并进入普遍交往的境地 ,但它同时亦包孕着人存在的“信息在场”与“人身在场”、“网我”与“真我”、“自由个性”与“失个性化”的内在紧张 ,隐藏着引发人的自我认同危机之可能     

论社会进步的当代认同

社会进步的当代认同既表现为当代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是得到当代人类普遍认同的评价标准,也表现为社会大众根据这些标准对客观事实的价值评价和对当代社会进步事实的普遍认同。社会进步的当代认同,引领和推动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树立忧患意识、科技意识、未来意识、一体化意识及协调发展意识,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     

论价值认同的现实构建

价值作为一种主体维度,与主体天然共存。价值认同自然走向主体认同。而此主体并非抽象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个人"。此意义上的认同自然不是能够在与"现实"相异的抽象中建立的,只能诉诸于与"现实"相一致的具体,即在"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中建构起来。回归"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价值认同面临的诸种困境自然呈现并得到妥善的安置:价值认同由"现实的个人"来承载;认同在"生活"的场域中构建;认同以现实的利益凝聚在一起。在"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中,价值认同从抽象的争辩、空洞的说教走向现实生活的重建与变革中,在拒斥抽象、走向具体中为自身铸就现实根基,同时,也把价值在抽象中的空洞演绎重树为人类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论社会认同研究的多学科流变及其启示

文章通过考察社会认同研究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流动,揭示认同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的逐渐凸显。认同问题从最初的哲学层面上的思辨思考,进展到社会心理学层面对个体心理状态、以及群体心理的描绘与解释,再到社会学层面对社会精神状态的衡量与判断,是一个递进深入的过程,也表明现代社会在日益分化的同时对意义共同性的需求。如今,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之时,传统文化同样面临着社会认同的重构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情感风险与伦理困境

突发公共事件容易引起社会情感风险。基于灾害伦理的情感面向,可以将社会情感风险划分为道德性、文化性和结构性三种类型。道德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由于伦理抉择偏离了常规性社会道德标准,情感上的冲击使个体或群体陷入坚持原有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与突发状况下进行价值标准调适的不确定性之中。文化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情感问题处理与伦理抉择难题。结构性社会情感风险关注情感在社会结构中如何流通并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贯穿于微观人际关系至宏观社会运行中并对其造成功能性影响。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情感伦理困境进行反思,能提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服务的专业性与解决问题的适切性。     

国家认同: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内涵的中国梦,是由无数中华民族成员个体梦想汇聚而成的国族梦,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国家认同观照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与民族愿景,是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依据民族共同社会特征承认中国梦这一族群梦,进而获得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是个体民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基本认知与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梦认同的特定场域与国家认同的现实依托,构成中国梦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实践载体,也是中国梦认同到国家认同价值演进的具体场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互补,则为中国梦认同归旨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路径。     

个体化浪潮下的女性困境及化解对策——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理性地审视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平等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的矛盾、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为了帮助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提出给以制度支持和保障、走向“后家庭时代”与构建婚姻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倡导女性加强自我反思和超越私领域生活的应对策略.     

"风险社会"三论及其应用价值

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中,开辟了从风险转型研究当代社会重大变迁的新视角.它之所以能够对当代社会做出独到的研究,正是由于其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行动者因素和结构因素、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等都纳入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将风险视为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风险社会既是一种理论建构的概念范畴,也是一种基于风险的社会建构基础之上的主客观综合体.当前尤其要注重研究风险的社会建构机制.从建构论的视角来解释,当代社会并不是风险增加了,而是我们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增加了,人们感知风险的增多,是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的价值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个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它所涵盖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蕴涵了对科学而崇高的人生信仰、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中华民族心理归依与意义支撑以及公民德性修养标准的价值认同.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崇高要求内化为公民个体的认知,再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就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科学的教育、引导,增强公民认同的自主性、自为性和实践性.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浅析社会困境

社会困境是指那些使得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环境。文章介绍了社会困境在两人和多人环境下的具体含义,详细说明了解决社会困境的可能途径,即动机性、策略性和结构性解决方法。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利益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现有路径是将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同时以文化传播与思想教育为实践机制,由于这样的路径忽视了价值观多元化背后的利益动因,因而存在局限性.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基础,借鉴中外价值认同的成功经验,建构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制度性、体制性与政策性利益机制,才能克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存在的局限.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

人类在今天已被置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个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其中,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形成了风险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是平缓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用了几个世纪的光阴就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风险社会。也就是说,风险社会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系统性后果。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可以被看作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人类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再适用,反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变革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