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周人尚“文” ,“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 ,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 ,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 ,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周人对“文”的追求 ,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 ,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 ,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 ,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 ,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 ,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 ,传承不断。     

周人尚赤中国红

周人尚赤,羌人和楚人亦尚红。赤本义为大火,或人在火上,尚赤与火崇拜密切相关。羌人以崇拜火与火葬著称,亦使用朱砂与红玛瑙珠。楚人自称日神后裔、火神嫡嗣,拜日崇火是祖先崇拜的体现。汉朝继承了羌楚尚红习俗,恢复了周人尚赤传统。唐、宋、明遥继周、汉以赤为德色,尚赤传统贯穿元、清。周朝不仅崇火拜日,还尊崇赤乌、红玉,亦流行朱砂、大漆、彤弓、赤舄,尚赤传统积淀到民族性格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红文化。     

“殷人尚白”问题试证

“殷人尚白”问题试证朱桢一、“殷人尚白”的文献记载及过去的研究古代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白”的记载，如《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马原，牲用。《礼记...     

“立于礼”：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二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集中表达了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前人对“立于礼”的解说各不相同,有说是“学之序”或“教之序”,有说是“立身成德”之一步,有说是“为政次序”之一阶段。而据周代学校教育实际,不存在先学诗后学礼再学乐的教学次序,孔门教学也不能确定有此次序;“为政次序”说只是一种政教理想,并无实践依据。因此,将“立于礼”理解为“立身成德”即儒家君子人格养成之一步较为稳妥。如果说“兴于诗”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那么“立于礼”则主要是指示了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既包括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包括个体内心对礼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遵从。     

儒家“诚”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种基本美德 ,是儒家的道德哲学范畴。批判地继承儒家“诚”的思想 ,对于做人立世、为政之道、市场经营 ,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周代服饰与经济、民族之间的关系

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周代服饰制度特有的风格，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服饰都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周代的服饰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分析周代服饰入手，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研究周代的服饰有所裨益。 １．周代服饰制度的确立 在夏商时期，中国奴隶制度的文明开始形成，等级制阶级的存在是其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这种等级制度也一定会反映到服饰制度方面来。《荀子·王制》说夏代“衣服有制”、“宫室有度”，透露了夏代服饰制度的一些信息。但是有关夏代服饰制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很缺少…     

“红”对“赤”的替换及其原因

颜色词“红”从汉朝以后逐渐替换了原来的颜色词“赤”。这既有外部的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是语言自身调节的结果。     

儒家诗统和宋诗情怀

儒家的诗经传统是动态的发展体系,它集中体现在对《诗经》的认识上。在宋金元时期,不仅儒家诗经 传统依然存在,而且得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发展,这就是以宋代诗人崇尚理趣的情怀重新认识儒家诗统。欧阳修、 张方平和朱熹的研究与诗情理论关系紧密,而张戒则直接提倡向“三百篇”看齐,从而推动了诗歌创作。这四位诗 经学家的理论相互衔接,形成统绪,可视为宋金元时期儒家诗经传统的一个子系统。他们本身都是诗人,其理论学 说尤具宋代思维细致绵密的特征。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儒家的“中庸”与“不”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和为贵”,但在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的,从未要人只说“是”、不言“不”。勇于说“不”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不”是“中庸”的应有之意。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 ,二者性质不同 ,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佚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 ,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 ,都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 ,但迄今为止 ,《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谜     

论殷周的文祭——兼再释“文献”

从对殷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殷商的祭礼中有用文章典册祭祀祖先神灵的内容。从《周礼》、《礼记》等古代文籍中看 ,周代亦仍有以文章典籍祭祀祖先神灵的情况。因而 ,文祭应是殷周祭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周礼》、《礼记》中有“羹献”、“玉献”、“饩献”、“禽献”、“币献”等祭品名称 ,“文献”一词的构词法与它们相同 ,因而“文献”亦应为祭品之一种 ,即用以祭祀祖先神灵的文章典籍名。自郑玄以来对古“文献”一词的解释当是错误的。     

“曹国”考

曹是西周初年姬振铎在东方建立的重要邦国,它负有监管殷民、监视徐夷以及控制成周以东经济和战略要地的重任。然而,曹国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春秋后期亡于宋。这使得曹国成为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侯国。对曹国历史的钩沉,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周代雅乐的时空意义考察

礼乐文化就是“雅”文化,雅乐贯穿于整个礼乐制度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周代礼乐文化从“乐”的雅化开始起步,到雅乐的世俗化结束,历经西周、春秋五百余年。然而,雅乐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里,从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雅乐并非是一个静止、孤立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综合的文化概念。雅乐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出雅乐地域流播的空间意义,也体现出雅俗转化的节奏和时间意义。     

论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成化正德间苏州诗人的批评

在《明诗评选》中,王夫之将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分为两类。他一方面将祝允明、唐寅、蔡羽标举为明诗典范,一方面大力攻击沈周、杨循吉等人。此种批评表现出黜主流而扬别派的明诗批评思路,具备一定合理意义,也存在明显的误读,折射出王夫之诗学的诸多深层问题。     

"文王演《易》"的动机理论阐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文王演《易》"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孔子说""荀子门人说""作者不可考说",等等,让本来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聚讼纷纭。根据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文王姬昌完全具备"演《易》"的动机需求,并借助所演之《易》掌握了商、周斗争的政治话语权,承受上天賜命,翦除殷商,替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