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罪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

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现代海盗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海盗的特点,并对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犯罪的过程中,尽管有关国际法对海盗犯罪的管辖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依然存在。严重桎梏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因此要在不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解决管辖权冲突,一方面应该确立管辖权顺位;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个由安理会主导的打击海盗的专门机制;同时,将海盗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也是解决海盗管辖权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     

略论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

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是危及公海海上安全的国际犯罪。虽然《日内瓦公海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公约都对本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做出了规定,但是并没有规定本罪的具体刑事责任。因此,公约缔约国就必须在其国内法中将公约的内容加以贯彻。     

论打击海盗国际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索马里海盗犯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代海盗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海盗的许多特点。现代国际法形成了打击海盗犯罪的国际合作框架,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没有专门针对海盗活动的国际公约;没有一个有效的实施监督机制;国家主权与普遍管辖权之间的矛盾未得到有效协调,等等。国际社会应建立一套专门的打击海盗的国际法律体系,将海盗犯罪案件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以实现对海盗犯罪的有效惩治;建立一个以安理会为主导的打击海盗的专门机制,将打击海盗国际合作法制化,实现稳定有效的国际合作。     

抗税罪主体辩疑

抗税罪主体范围问题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来都是一个疑难多议的问题。一方面,尽管刑法第211条明确规定单位不是抗税罪的主体,但这种立法显示了其滞后和僵硬,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而言,完全应该将单位纳入抗税罪的主体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立法的不够明确以及理论上阐述不充分,导致扣缴义务人作为抗税罪的主体资格也受到了不应有的质疑。     

国家刑事责任的国际法批判

在国际法上 ,虽然 ,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 ,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 ,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但是 ,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 ;同时 ,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过于国家 ,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 ,使国家承担国家责任 ,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简言之 ,国家只能承担国家责任 ,而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 ,总是将国际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 ,将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混同于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国际法确立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并已经为国际立法和国际法审判实践所证实。     

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     

与海盗同在的571天

无休止的殴打,恶劣的饮食,有过绝望,谋过“暴动”,生机亦曾近在眼前。包括张磊磊在内的26名船员在“鬼门关”游走了19个月,最终在船东交付赎金后,于2012年7月17日被释后归家。     

索马里海盗的股份制经营

2013年11月初联合国及世界银行下属“国际丢失财产追索机构”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下,采访了大量索马里现役及退役海盗,     

印度洋的海盗威胁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

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战略通道,即马六甲海峡和索马里海域与亚丁湾,目前都面临海盗的威胁。本文从海盗产生的根源、组织方式、作案手段以及活动范围等方面,比较印度洋东、西部海域海盗的异同,分析打击印度洋海盗的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评述中国打击印度洋海盗的行动,阐述打击印度洋海盗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的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问题研究

出罪与入罪是刑事立法定罪问题的一体两面。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和入罪的功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犯罪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入罪,即犯罪化,刑罚化;也包括出罪,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rule of law has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domestic attributes, so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Using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buil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both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China should put into practice the idea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governance levels, and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participate in the UN’s rule of law activities and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thereby extending its rule of law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国际竞争法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处理管辖权冲突的传统方法、效果理论及管辖权的合理规制、调整竞争法的各种尝试等国际竞争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提出竞争规制的国际协调是解决各国竞争法冲突问题的理想方法和途径。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needs a theoretical guid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has to depend upon practice, which imposes new requirement upon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 Traditional research into legal doctrine is unfavorable to the creative exertion of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needs to deep research a State’s motives, cause and innate logic in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aw, and law and economics can show its capability in this field. For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basic research needs to be carried about such social surroundings as where the rules are produced and applied and exerting influenc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exactly hits the point. The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offers a beforehand “rehearsal” chance for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to grasp the pros and cons in the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 reasonably interpret the phenomen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法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位置的古典现实主义不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时,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理论上的修正与补救,乃至较大的突破,并融合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互补优势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很快发展成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之一。从理论上讲,结构现实主义对当代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公法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或某种解释功能。当然,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意义的,也有消极意义的。无论如何,对其进行探究是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法的重要一环。     

国际法宪政问题研究

尽管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局面导致了国际法的宪政化,许多国际法学者仍然对其深表怀疑和否定。本文从语义学角度解析constitution的内涵,确认宪政的本质内涵就是法律规则的体系化,进而确认了国际宪政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强行法视角对国际法的宪政内涵进行分析,并且对国际宪政和国家宪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际法的角色定位

本文将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理论热点与国际法这一传统概念相结合,集中阐述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理论与现实层面能否实现、怎样实现的有关问题.并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将国际层面的民主融合到传统民主理论中,以便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民主,以更完备的民主价值来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不拘泥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分类,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问题相结合,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更新的角度、更宽的维度对命题进行推导.     

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际法的角色定位

本文将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理论热点与国际法这一传统概念相结合,集中阐述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理论与现实层面能否实现、怎样实现的有关问题。并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将国际层面的民主融合到传统民主理论中,以便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民主,以更完备的民主价值来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不拘泥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分类,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问题相结合,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更新的角度、更宽的维度对命题进行推导。     

论国际法上的解决争端机制

国际法作为规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体系 ,对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争端解决机制的确立和发展是实施国际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解决争端机制为例 ,就国际法上的解决争端机制的特征及新发展做了初步探讨。     

从国际移民法视角看中国出入境中介机构法

中国过去28年持续快速的发展直接刺激了出境人数的增长,出入境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出入境中介机构法在规范出入境中介机构行为、帮助中国公民获得外国签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出入境中介机构法的体系和内容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出入境中介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民间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从分析出入境中介机构法的背景入手,全面回顾了出入境中介机构法的发展,进而具体阐述出入境中介机构法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如何完善中国出入境中介机构法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