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思想看晋商文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晋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晋商之所以取得了卓越成绩,就是把儒家思想融贯于商业活动之中,形成了新的商业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     

“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周易》哲学中“财富”与“正义”追求的协和——以佛山“通济”精神为实践范本的考察

解决"义利之辨"的哲学或理论方案,在实践上并未如愿成功。但素以"务实、重商"著称的佛山,却又有崇尚"忠义"的传统,二者协和恰表现为"义利之辨"的一种实践解决。这一方案的理论基础来自《周易》哲学,用易学的语言概括为"以正义通,以亨屯济",在实践中反映为独具特色的"通济"精神。它在"义"、"利"之外强调一"通"字,以"利"为指向,以"义"为原则,以"通"为手段,"义"、"利"冲突时则另辟蹊径变通而行。     

试论宗教的人生价值观

宗教对人生价值的看法规定其信仰的内容。宗教从有神论的立场和角度 ,论述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现实人生的不完美和苦难 ,认为要寻找完满的人生 ,就只能到宗教信仰中去获取。宗教的这种观点适合人类的信仰需要 ,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是从自然科学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 ,则是根本错误的。     

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变化,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突破及"本末"观念的转变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依据相关资料,重点分析晚清时期本末、义利观念的初步变化,或还揭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近代转型的内在路径与发展趋向。     

论晋商企业文化

晋商在近5个世纪的经商过程中形成了诚信重义、以人为本、商贾结合、灵活机动等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而获得在商界的成功。     

陈亮思想的功利主义转向论析

陈亮的前后期思想存在极大的区别。其思想早期追随宋代新儒学,坚持以内圣之学为本的基本价值立场;而至迟于1178年,陈亮已从内圣之学的信徒转变为一名激进的功利主义者。这一转向的发生,主要源自陈亮的性格特质、科举失败与仕途挫折、参与政治途径的改变,以及师友群体的变化。这一转向是从新儒学内部发生的。它既是对新儒学的反叛,也是基于对新儒学的深切理解,折射出儒学发展过程中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之间的紧张关系。陈亮基于其功利主义立场而与朱熹展开的王霸义利之辨,也对后世儒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王小波道德观念的反传统特征

从义利之辨和真善关系的角度观之,王小波的道德观念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他认同趋利选择的合理性并强调了以真为善的基础的重要性,这些不仅是现代性的表征和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必要条件,理性在观念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论延安精神蕴涵的价值观

本文从人生价值取向、人生价值理想、人生价值观念 (整体价值与个体价值 )等方面论证了延安精神蕴涵的价值观及其对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义利之辨:一个纵贯古今的永恒主题

义利观是儒家的价值观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主要哲学命题。它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史、哲学史 ,对中国社会影响至广至深。随着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发展 ,它的理论形态随之演变 ,义利双方的天平地位也在变动 ,构成了中国义利观史的独特发展规律。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