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与桐城文人交游考论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派的领军人物,他交游广泛,文友遍及大江南北。在他的交游网络中,诸多桐城文人是不容忽视的。考察这些桐城文人与陈子龙的交游关系,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陈子龙,还能管窥明末清初松江与桐城两地的文化交流与文学互动之景况。     

地域文学的层级互动——以顺治、康熙年间晋安诗坛为讨论中心

地域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还在接受他地文学影响;在接受的同时,不仅反哺影响源,还在影响着其他地域,构成地域文学互动的层级性。作为明清诗歌研究绕不开的晋安诗坛,在顺治、康熙年间与他地互动频繁。晋安诗人北上江南,窥探当时诗学主流的同时反哺江南诗坛,同时又对入闽江南诗人的诗学理念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随着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诗人主政八闽、移居江南为两地诗坛带来一股真情之风的同时,披谗遭贬来到陌生辽东的两地诗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还略显荒芜的辽东文学,更是开出诗歌的真情之花。     

钱塘才媛沈善宝的随宦行迹与文学交游

钱塘才媛沈善宝后期的文学交游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随宦驻京时期 ,二是随宦赴晋时期。在京师时 ,沈善宝的生活相对稳定 ,文学交游最为活跃。随宦赴晋后 ,沈善宝的行迹似乎不太稳定 ,曾游走于并州、朔平、汾州之间 ,此时的文学交游则颇有“失焦”的表现。作为江南才媛随宦北地 ,沈善宝既与京师才媛积极交往 ,也仍然保持着与江南才媛的密切关系 ,体现了勾连起南北两地才媛诗群、交融南北才媛文学/文化的意义 ,表明道咸年间的才媛进一步获得了较大活动空间。这些变化显然与时代的演进发展密切相关 ,昭示了当时的才媛已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渐进过渡。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王安石先友世交考述

王安石在北宋中后期居于士大夫文人的核心,他交游极广,关系也很复杂。他与父亲的朋友及其子孙的世交之谊,为他在思想、文学以及政治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很值得加以考察。研究王安石交游关系及其形成方式,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王安石及其新学学派的思想作风和历史意义。     

顾瑛与玉山雅集

顾瑛,作为诗人,玉山雅集,作为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元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元诗研究领城,不应低估.元至正年间,与顾瑛交游唱和、参与玉山雅集者,多迭百人,今存诗篇,在5000首以上.顾瑛与玉山雅集研究,对元代吴中文学传承、元代文人群体形成与活动、元人著述的编辑与刊刻、元明诗的衔接与过渡.以及元明易代期间的文人生存状况与文学创作等内容,都有启示意义.     

吴地乐舞传统文化价值探究

吴地乐舞是体现吴地地域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吴地乐舞发源于吴地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宫廷、宗教、文人等发生关联,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乐舞风格,体现出其独特的传统文化价值.     

浅论明代苏州在野文人风气的演变

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向以士风清嘉、人文荟萃而名冠全国。明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吴地人物“少好学;博学善属文;笃学业,博涉群书”等类似记载不绝于史书,文人在吴文化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目前对吴地文人的研究,多侧重于士大夫、官缙阶层,对在野文人则极少予以关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明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对苏州在野文人风气的演变作一番大致的透视。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文心雕龙》与吴地文学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深厚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吴地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底蕴.这与刘勰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文化圈域内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的吴地文化烙印突出体现在刘勰对南朝文学的浓厚兴趣.刘勰认为,南朝文学整体特色是“新巧”,这一时期家族文学繁盛.这一评价是历史上较早对吴地文学甚至吴文化作出的理论概括.对于吴文化的代表人物陆机其人其作,刘勰也有较多关注.《文心雕龙》就是对《文赋》的继承和发展.     

《醉翁亭记》与北宋中期的文坛

《醉翁亭记》不仅只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它的意义在于影响了从庆历到嘉年间的北宋中期的文学:包括诗和词的三种文体,并将音乐、书法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引发一时的名公巨卿、文坛翘楚如宋祁、富弼、王安石、苏轼及苏门学士的文学见解;从《醉翁亭记》的传播与接受又可以窥见欧阳修主盟的北宋中期文坛文人唱和交游的基本类型。     

李清照与宋代学士文化交游考

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李清照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文化交游活动足足伴随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中，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受到大学士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大力褒奖，并和同时代的很多学士都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李清照文采的流布、诗名的拓展以及诗词的传播，其根本助力都离不开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     

清初的云南文学

清顺治间，云南战乱不息，由明入清的作家文人在文学上未有大的作为，但他们为于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康熙朝，随着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尤其是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一批作家文人应运而生，特别是康熙的后四十年，文学创作有着丰厚的实绩，呈现新的繁荣     

元明时期吴地园林兴盛的文化因素

吴地市民商人的附庸风雅和崇尚风雅、移民文化的影响和吴地文人的审美心态及其文化自豪感产生的刺激是元明时期吴地园林活动得以兴盛的三个因素。三者共同促成了吴地园林修建和园林景观、园林活动中文化含量的提升。     

中国文人对园林意境设计的影响分析——以苏州园林为例

中国园林有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两条发展脉络,苏州园林集中体现了文人园林中文人的文学修养、生活方式以及态度、思想对园林意境设计的影响。其命名受文人对自然与美学意境的追求的影响而极具文学、绘画的美学意境;其整体设计受到文人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影响,用＂以人为本＂作为为园林的意境设计指导思想;园林的整体意境受文人思想影响着重于显而不露、意境无穷;园林植物的种植亦强调其所表达的意境。     

晚唐隐士方干与镜湖隐逸文学生态

晚唐浙江镜湖地区以隐士方干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文人交游活动和隐逸文学的创作.此时在镜湖周边,隐士与官僚文人、权贵的密切交往；佛道的兴盛与隐士追寻心灵解脱的需要；诗歌艺术与古琴、绘画艺术的交融以及特殊的自然环境共同形成了当时镜湖地区特殊的文学生态,也成就了当时镜湖地区的代表诗人方干所作山水诗的“清丽”诗风.     

曾燠与清代中期诗坛

曾燠扬州府署的题襟馆连接着四方的文人。曾燠交游甚广,不仅有各层官员和名流,还有大批寒士,尤其是游幕文人。曾燠的诗歌以浓郁的抒情见长,浅白流畅,清新有意境。超越了唐宋之争,重新接续了清初钱谦益、吴伟业的路子,在继承与融合中又不失个性。其诗论、诗风代表的正是传统士大夫的情趣,所持守的也是精英阶层的文学传统,既开明又保守,既关注时尚又不趋附时尚,既广师各家又有自己的个性。虽受性灵派影响,却与其诗歌追求并不相同。从曾燠的诗歌中能看出清代中期诗坛的风向,看到清人为诗歌作出的努力与探索。在文学发展内在动力的驱使下,清代中期的文人自觉不自觉地顺从了文学发展的规律,努力摆脱经学思维,继承诗歌的抒情传统。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清初地震诗文的纪实书写与文人心态——以康熙七年郯城-莒州地震为例

康熙七年郯城-莒州地震爆发后,诸多文人创作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情感真挚的文学作品,将灾荒频仍、满目疮痍的社会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再现了灾难现场。同时,文人忧国忧民、患难与共、援灾议政等人文情感的抒发又使此次诗文创作热潮成为有影响力的事件文学。     

顾嗣立与康熙文坛

清代苏州著名文人顾嗣立,广交四方名士,文酒风流,扬风雅,实为康熙间苏城文坛之主盟。在顾嗣立周围聚集了一批重要文人,相与切磋唱酬,其诗学观以及《元诗选》的编纂都与这一文学群体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