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吴地文学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深厚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吴地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底蕴.这与刘勰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文化圈域内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的吴地文化烙印突出体现在刘勰对南朝文学的浓厚兴趣.刘勰认为,南朝文学整体特色是“新巧”,这一时期家族文学繁盛.这一评价是历史上较早对吴地文学甚至吴文化作出的理论概括.对于吴文化的代表人物陆机其人其作,刘勰也有较多关注.《文心雕龙》就是对《文赋》的继承和发展.     

论明清弹词文化与吴地妇女

明清弹词在吴地广泛传唱，吸引了广大妇女听众，激发了吴地妇女参与弹词创作和演唱的热情。吴地妇女在对弹词文化艺术的追求中，显现出女性的文学天赋和艺术表演才华，萌发出女性的自强意识，产生了对封建礼教的离异倾向。弹词文化的繁荣对吴地妇女思想观念的裂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明清吴地儒士的商业意识

明清时期，吴地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吴地儒士自觉地认向商业意识，追求经济效益，促进了吴地文化市场的繁荣。在德士商业意识的促动下，吴地形成了注重个人进取、讲求经济实利的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浪漫、洒脱、灵活的区域新德风。     

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

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是明清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一,文学世家孕育了女性作家.其二,文学世家间的联姻更进一步成就了女性文学.这些也是文学世家区别于文学流派而明显具有家族文化的特征之所在.其三,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是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表现为文学创作和理论关注两个方面.     

地域文学的层级互动——以顺治、康熙年间晋安诗坛为讨论中心

地域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还在接受他地文学影响;在接受的同时,不仅反哺影响源,还在影响着其他地域,构成地域文学互动的层级性。作为明清诗歌研究绕不开的晋安诗坛,在顺治、康熙年间与他地互动频繁。晋安诗人北上江南,窥探当时诗学主流的同时反哺江南诗坛,同时又对入闽江南诗人的诗学理念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随着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诗人主政八闽、移居江南为两地诗坛带来一股真情之风的同时,披谗遭贬来到陌生辽东的两地诗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还略显荒芜的辽东文学,更是开出诗歌的真情之花。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     

乾嘉之际女性作家的文学交游关系及其意义——以骆绮兰为例

乾嘉之际,女性文学圈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闺秀作家的从师行为与结社活动.女性拜男性文士为师并且作为文学群体出现于公共领域,可以说标志着女性文学逐渐突破其家族性而强化了社会性.闺秀作家骆绮兰的文学交游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随园女弟子,她通过袁枚等名士获取文学声誉并构建广阔的社交网.她甚至自由地走出闺阁与各界人物交流.同时,她还与各地的闺秀作家结社.其女性社团并不过多依靠男性"援助者"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这一切都说明此时女性作家自己已开始寻找途径与外界沟通.当然,骆绮兰所代表的女性文学活动的新模式当时并未得到全面认同.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郭沫若编辑出版行为与文学活动的互动效应论

郭沫若编辑出版实践与文学活动的互动效应凸现在 :一方面郭沫若的编辑出版行为催生他的文学创作 ,为其多元化的创作实践提供实验场 ,为其文学思想提供宣扬的阵地 ,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 ,对自己文学地位的形成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另一方面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促使其向编辑出版业渗进 ,同时自己及同仁稳定的创作风格对刊物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以作者身份介入编辑出版 ,有助于树立作者意识     

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伤痕-反思文学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要潮流。它以个人记忆的方式书写了国族的艰难与创伤,开创了当代制度性反思和批判的先河,建立了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格局。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是这股思潮的发源地和最主要的推手,编辑群体的胆识与观念的转变,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又走在时代的前面,自主性地探索文艺的发展,作家群体和文学编辑群体成为这段文学史的共同的创造者。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图是文人社团活动的产物,在明清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兴盛原因与历来文会传统、社员留名于世的思想有关.另外,江南地区众多杰出的画师也为之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文人结社图有单人肖像图和群体肖像图两种,而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善于突出人物个性,人物神态丰富多样而又和谐统一,以及表现方式带有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是文人结社图的三大特点.文人结社图记载盛事,扬播风雅,对于提升结社活动的风雅品位、认识社团的组成格局以及解读多文化融合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抗战前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世界听众的互动交流——以国际听众来信档案为中心考察

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一个重要的窗口。抗战时期国际广播向世界传布中国抗战信息,通过节目和电波与世界各国听众建立了广泛的沟通与联系。借助国际听众来信,中国的国际广播以听众的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广播节目内容和提升广播节目质量,改善播音员的播音技术,掌握电台信号传输的范围,注重加强与海外媒体合作,极大地扩大了中国抗战宣传的范围与效果,成为战时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