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有密切关系,作为首任转运使的裴耀卿,对漕运曾经作过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时联系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论述.(一)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开始有漕运和管理漕运的官吏.能够知道的,如汉代有护漕都尉,晋朝曾设督运御史.隋置募运米丁,漕转关东汾晋之粟供给京师,但是漕官阙如.总观隋代以前,漕官还不是一种常设的制度.到了唐代.漕运大为兴盛,才常设转运使     

略论中国古代妨害运河漕运的犯罪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历朝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采取严明的法律手段保障其运行,严厉惩处各种妨害运河漕运的犯罪。探讨漕运的管理机构及妨害漕运的犯罪及其惩罚措施。     

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通过水运,向其统治中心——京师大规模征运税粮等物资的一种制度。这一现象始于秦代,亡于清末,前后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间统一集权王朝时期,漕运无不兴旺发达,而分裂割据之时,漕运则一蹶不振,可谓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相始终。诚如晚清政治家康有为所言:“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但是,漕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关系如何,其作用和影响又何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     

从社会层面解读中国漕运——评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

中国漕运因其规模大、牵涉广、事务繁、耗费巨、延续时间长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 ,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土壤的封建产儿 ,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政权存在的物质基础 ,被视为“天庾正供”、“中国大政”,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我国古代文献对漕运的记述史不绝书 ,有关漕运制度的著作更是鸿篇巨制。但是 ,从总体上看 ,漕运研究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多局限于断代漕运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尤其是缺乏对漕运的宏观把握及其社会意义的总体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琦…     

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

一、前言在唐代财政史上,宪宗元和初期的度支盐铁转运使李巽是继刘晏之后出现的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作为刘晏理财思想和原则的继承人,曾经在元和政治统一的要求之下,对当时破坏严重的盐法漕运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革。这些改革,提高了盐铁收入,扩大了漕运成果,不仅从经济上削弱打击了藩镇,支持和推动了宪宗朝的“中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明代漕军制的形成及演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大规模的明朝官方漕运队伍中,存在着人数达十万余人的职业运输军队。明朝的漕运法经过了支运、兑运与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后,职业性的漕军应运而生,成为漕运的主要运输力量。漕军对维护明王朝漕运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维系明朝京都命脉的重要支柱。     

唐朝以来练湖的兴衰与漕运兴废之关系探析

历史上的练湖风光无限,原因不仅仅它是一处胜境,更因为它发挥的巨大作用,从最初的灌溉农田,到可以济漕运。而对漕运的补济作用,使得练湖与漕运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运河对练湖的依赖也让练湖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然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十分和谐,而是时常因为练湖的生存危机而曲曲折折,漕运的命运让人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意味。     

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

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内容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池州帮漕粮从铜陵大通镇经长江、大运河转运到通州的相关路程，沿途的关津渡口、商业市镇、风俗物产、衙门机构，以及漕粮兑运、漕运轮值等方面的情况，漕运中头舵、水手等群体的津贴，相关的敬神仪式，漕船的检修、洗仓、回空、关钞、水脚等规例，折射出乾嘉时期漕运的实际运作情形，弥补了传统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     

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及其对陕州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陕州的发展与黄河漕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门天险处在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历代黄河漕运治理均围绕三门天险展开,使陕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运航道治理中心,也使陕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漕运的繁华也对陕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琳琅满目的商品,往来如织的商贾,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壮美的漕运景观,云集的旅客游人,带动了陕州旅游业的兴起;文人墨客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治漕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漕运文学的生成。以此为基础的漕运文化,使得陕州地域文化更加具有独特性,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秦国粮食运输政策探略

战国及秦始皇时期,秦国是最为富庶的一个诸侯国家,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及战略的需要,国内粮食运输经济十分发达,并由此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粮食运输制度和布局合理的粮食转运仓储体系.粮食运输分收纳租粮运输、地区间粮食调节运输、军需与工程建设用粮运输;运输方式以陆路和漕运为主;法律规定百姓必须亲自转输粮食,中途不得私自停留;为方便运输,在全国各地专门设置了敖仓等转运粮仓.     

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

<正> 漕运,本意指水路运输,后专指我国各代封建政府为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耗,将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其它地点的运输。漕运是一项在中央集权严格控制下的、集政治、经挤、军事特点于一身的、     

关于唐代转运使的治所问题

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以后,便有了治所。可是,治所在哪里呢?至今还是一个问题。198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第五章第四节说“唐朝盐铁转运使的治所设在扬州”。其实这种说法很早就有。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20《赋役·漕运》说:“扬郡为江淮津要,唐都关中……皆转漕东南,设转运发运等使,驻节于此,以经理其事。”又在卷35《秩官·盐铁使、转运使、发运使》中,把从裴耀卿至柳灿等五十七人,全部作为在扬州的职官。这无疑是认为盐铁转运使统统都在扬州治事了。另外有一种说法,虽然不明确说盐铁转运使的治所在扬州,但认为“唐代盐铁使久驻扬州”“长期驻在扬州”。     

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

<正> 在我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迁徙往往带来交通中心的转移,元以前的漕运以运河为主,具有从中心向外辐射的特点,即从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指向四方,指向边防重镇的河北,指向财赋所出的江南。元建都北京后即改变了上述情况,漕运路线偏居东部地区,并转变为单一的南北向的运输形式。漕运路线的东迁,为元、明、清三代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开展河漕的同时又可发展海运。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情况相当复杂。     

略论唐宋时期的运河管理

一部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全部历史文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大运河是联系国家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纽带,直接为"国命所系",朝廷非常重视大运河的管理。漕运的有序管理,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卫河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卫河是海河水系的五大河之一,它在历史上是条重要的运河,在南北漕运中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有利用的价值。卫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卫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一些与它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曹操开白沟,隋炀帝开永济渠,以及明清时期为了解决漕运与灌溉的矛盾对它所采取一系列措施等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卫河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今后卫河的综合治理也可提供一些借鉴。     

明代首任漕运总兵官——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王宣.陈以武将出身,总董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论古代三峡水上交通的开发对经济的影响

长江是历史上四川对外的重要交通路线 ,而三峡则是这条交通路线的必经之道 ,是川鄂交通的咽喉 ,是连接我国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 ,是王朝东西交通的漕运干道。三峡水上交通的开发经历了先秦、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三峡水上交通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沿江居民经商观念的形成、过境转输的发达、官府关税的巨增及大批城镇 (市 )的崛起     

论古代三峡水土交通的开发对经济的影响

长江是历史上四川对外的重要交通路线，而三峡则是这条交通路线的必经之道，是川鄂交通的咽喉，是连接我国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是王朝东西交通的漕运干道。三峡水上交通的开发经历了先秦，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三峡水上交通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沿江居民经商观念的形成，过境转输的发达，官府关税的巨增及大批城镇（市）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