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二题试解

一、《天问》“日德月刑”说屈原的作品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屈原对于自然科学则一向本着求实的精神,主张“参验以考实”(《九章·惜往日》),又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正是屈原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对日月的所谓“德刑”提出了质疑。王逸     

后贤兼旧制 历代各清规——杜甫论文学创作发展规律浅说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也是学识博洽独具慧眼的诗歌批评家。他有不少诗句闪耀着精辟的诗论火花,较有系统的理论表述则是开启了论诗绝句先河的《戏为六绝句》。在这组诗中,杜甫提出了他最光辉最富个性的文学思想:“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对此,学术界已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讨,但许多论者常常止步于阐释,并未深究杜甫之所以提出     

《楚辞·九章》中的非屈原作品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有些字词或其意义出现在战国以后，部分诗句语无伦次、思维混乱、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楚辞·九章》中的《思美人》、《悲回风》和《惜往日》3篇非屈原所作。     

《天问》“启棘宾商”新解

“启棘宾商”是屈原《天问》中最为难解的诗句,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而不得要领。在全面解读古今各说的基础上,合理取舍,锐意立新,从音乐角度出发,综合新解“启棘宾商(帝)”的联贯之意为“(夏)启用棘乐宾祭女祖(涂山女)”。对《天问》诗句“启棘宾商(帝),九辩九歌”之意也进行了新的演绎。     

屈骚艺术的美学意蕴及其流变

屈骚艺术的美学意蕴及其流变孙元璋一屈骚的巨大艺术力量，在于诗人那由于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产生的壮烈而激越的情感。屈原多次表白，他的创作乃是心灵的袒露、情感的抒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思美人》）其...     

论《惜诵》的纪梦文学性质

屈原《惜诵》是整篇用来纪梦的伟大文学作品。在轴心时期产生的中国典籍中纪梦有三种途径,它们分别以政事条文、哲理寓言和辞赋诗篇的方式来言说梦和梦境。敦煌卷子《新集周公解梦》、《庄子》和《惜诵》为这三种纪梦途径的代表性历史文献。在此三者之中,以辞赋诗篇纪梦最具文学性。《惜诵》是屈原赋中的大篇,宗教性与叙事性在其中完美交融。《惜诵》中的神主要有上帝(苍天)、五帝、六神和厉神,厉神的身份为占梦者。《惜诵》和《离骚》在风格上具有一致性,崇高或曰壮美是它们的基本风格。《惜诵》的文类为赋体,因为具有叙事脉络而使得其他美质有所附丽。《惜诵》的存在说明了中国梦具有内在的历史根源,中国本是人类美好梦想的渊潭。     

《哀郢》缘何而作

《哀郢》这首诗,王逸《章句》以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洪兴祖《补注》改怀王为顷襄王。放逐之说仍旧。朱熹《集注》倾向洪兴祖。这是第一种看法。王夫之《通释》从根本上否定逸注,认为屈原因顷襄迁陈而作此篇。这是第二种看法。谭介甫先生《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认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的是“庄蹻暴郢”。这是第三种看法。(其他看法,或从王逸说衍变,或从王夫之说派生。)以上分歧,远远超出个别词句解释的范围,关系到诗歌的主题,甚至牵涉到作者的立场和政治倾向。 用“迁陈”说解释《哀郢》,局部可通,说明全篇则有困难。“暴郢”说与原作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三说中惟“放逐”说最为正确。惜王逸等的注说过于简略,又存在一些缺点,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蒋骥《楚     

屈原美学思想试析

屈原没有美学著作传世,也没有系统的美学理论。但是,屈原有美学思想。因为屈原不但人美(参沈亚之《屈原外传》),而且爱美,终生都在追求美,古今中外象他那样为“求美”而身殉的人实在并不多见。血到『出原死后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提起他来,也还是赞美之声不绝于口。这样一位彻底“美”化了的人物,如说他没有美学思想,能讲得通吗? 屈原的美学思想主要是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即辉煌的诗歌中的。尽管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但质朴、鲜明,尽管零敞,却不失精辟。下而便从四个方面来对屈原的美学思想作一分析。     

《屈原列传》误解辨正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贾谊合立一传,本文所谈是《屈原列传》部分。早期胡适先生《读〈楚辞〉》曾提出七个可疑之点以否定《屈原列传》,陆侃如先生《屈原评传·馀论》(今收入沪古《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和郭沫若先生《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今收入人文《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已先后逐点予以驳正。现在国内不再见到有人主张“《屈原列传》是一篇赝作”,相反大家都很珍视这篇资料。惜其内容时遭误解或曲解,以致怪说横生,其甚者则否定屈原之有其人的幽灵仍在友邦游荡。故对这些误解或曲解,亦不可不辨而正之。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屈原晚岁行踪与卒年新探

<正> 我在前几年曾就屈原《九章》作了《新笺》(部分刊于《淮北煤师院学报》80年一、二期),觉得《九章》无异于屈原之自传。特别是《哀郢》、《思美人》、《怀沙》、《惜往日》诸篇,紧紧相承;其中,不仅表明了屈原的行踪,而且反映了用原的志事,并与当时历史事实——吻合。按此推求,屈原晚年事迹,历历可睹;反读上述诸篇,弥觉文从字顺,层次井然,易读易懂。近两年来,看到一些同志文章,其中,或言屈原“上沅”是为了追寻庄(足乔),或谓屈原东下陵阳,折回鄂渚,再涉江而至溆浦……皆与鄙见不谋而合。但在具体时间上,在行为的动机上,在事件的相互联结上,与鄙见亦非完全相同;自然,还有一些与鄙见很不相同的说法。因此,有必要专就屈原晚年行踪与卒年这一点,按时间顺序,再作一次说明,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补充论证,以质于当世学者。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屈原“九死未悔”的革新精神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是战国时代末期楚国的杰出法家和大诗人,他一生为了坚持和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政治主张,同奴隶主贵族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一直受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儒家的攻击和歪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中,一反千百年来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充分肯定了屈原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倾向,赞扬他具有“九死未悔”的反潮流斗争精神,高度评价他的诗歌作品,给了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今天,学习鲁迅对屈原的正确评价,对于我们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奇服耀四宇 华章照千秋——《九章·涉江》讲析

《九章》包括屈原所作的九篇较短的诗歌,大都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内容相近,后人把它们编集在一起,叫做《九章》。正如宋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写于屈原晚年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之后。“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当时楚国统治者已昏聩到了极点,内忧外患,国势殆亡。屈原以经世之才,“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王逸《楚辞章句》),在流放中经历了艰苦的行程。诗人在诗中纪述其渡江南下的历程和当时的心情,申述其志行的高远和     

关于《楚辞&#183;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论姚鼐的诗歌艺术

一个成功的文学艺术家,他的才能的表现往往是多方面的,姚鼐就是如此。但作为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书法都被其文名所掩,然而后人毕竟没有忘记他在诗艺上的精深造诣。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中说:“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沈曾植《海日楼题跋·惜抱轩诗集跋》说张之洞不喜姚鼐的文章而佩服他的诗歌,并表示赞同,以为“此深于诗理,甘苦亲喻者。”正因为他是一代文宗,所以他的诗随着桐城文派的流传而对清代诗歌发展起过重要影响。本文即拟对姚鼐的古今体诗略作考察,力图揭示其诗艺的特色。     

论楚辞《天问》对于我国上古史研究的贡献——《天问研究》之四

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博闻强识”,精通古代的典籍,熟悉民间的传说,以生华之笔,发为诗歌,为我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天问》是屈原作的重要诗篇之一。它是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参拜楚先王庙中壁画有感而作的一篇咏怀诗、问史诗。 在《天问》中,诗人一连串地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他问天地开辟,问人类起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