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文双声符现象初探

汉字中存在双声符,东巴文也有类似现象。东巴文双声符有表示多音节词中的部分音节和表示单音节语素两种形式。双声符音符在用字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理据。从双声符的形成途径看,有假借符号上附加音符、双声符形声字的意符脱落和假借注音式形声字三种情况。随着文字系统的发展,双声符会朝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凝固为一个字,二是其中一个音符脱落。由于所发现的双声符均为东巴文发展下游鲁甸经书用字,其形成的原因是使表音表义更加明确和东巴求新奇故意改造记录形式,说明东巴文双声符是文字意音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研究对汉字等意音文字同类现象的深入研究也具有参考意义。     

论多形多声

<正> 多形多声说源于许慎《说文解字》.《说文》中有些形声字被析为几个形符或声符,后来研究汉字的学者又根据形符和声符的多少把形声字归纳成一形一声、二形一声、三形一声、四形一声、一形二声、二形二声等结构类别,称一形一声以外的形声字为多形多声.当今不少学者对多形多声说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多形多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个形声字有两个以上的形符,它的意义类属就难以确定;如果有两个以     

古文字阶段形声字的能动作用

前年,本刊第六期曾载拙文《汉字形声字形成过程初探》,其中,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了形声字的系统发生。我们首先对既有已知的形声字进行排比归类,然后按照其形符声符的功能性质及成熟程度排定了象意含声、形符自足、区别假借、分化义项、形声拼合     

文字发展定律对形声字的影响

文字发展三大定律在求区别、求表达、求简易的综合作用下,促使汉字由早期以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为主的阶段飞跃到以形声字为主的阶段,是形声字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区别律、表达律、简易律的影响下,早期形声字主要的来源是通过分化和强化两个手段,到后期则直接由形符和声符双合而成。文字发展定律要求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形符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表义和类化,声符的系统性则表现在标音和示源。此外,三大定律对形声字系统性的影响还体现在牺牲个别字组的统一性从而实现汉字的整体系统性。     

(四)难辩形声符的形声字形体析解

随着“汉字走世界拼音化道路”论断的否定,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汉字,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汉字是表意文字,但由于多种原因,汉字的表意性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就形声字而言,不少字的形符、声符已难以辩认,本着袁晓园教授“识繁写简”的原则,本文拟对难辨形声符的形声字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粗浅析解。     

论形声字形符系统的产生及其功能

本文以系统论的方法,对形符进行阐释.认为高频形符的产生、形符的定形定位、形符表义的抽象化是形符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作为系统内的要素,每个形符之间存在着交叉、互补和包含关系.同时,形符作为形声字的类聚标志,体现了形声字的层次性、网络性和开放性.     

汉魏六朝碑刻中的双形符字和双声符字

汉魏六朝碑刻双形符字、双声符字既有历时传承字,又有共时新造字,是汉字意音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比较研究表明,双形符字是汉字形声字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双形符处于不同的历史层次,是形声字形义优先的反映;双声符字是汉字表音化的体现和文字讹变的结果。研究这两类文字现象对于丰富汉字结构理论,探讨汉字形体结构理据,考释古文字与隶变之后异体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探论声符表意

形声字的声符,既是声符,也是形符,既表声,也表意。声符表意,是由汉字的造字原理和声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声符不但表意,还是形声字中表意的主体;声符表意主要有三种形式。     

试论形声字的起源

关于形声字的起源有诸多观点,如形声源于假借、声化象意、独体形声等等,于省吾认为彤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并且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是界乎象形和形声两者之间,称之为“独体形声”。在此启发下,笔者对甲骨文进行穷尽性考察,发现此类在构形上特殊的字例,称之为“声符形化字”,这可以解释甲骨文形声字的起源。     

论汉字构形的优势和表意文字说的片面性

汉字的形音义一般是密合的,构形重意合,字和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同一性,而且占汉字主体的形声字有声符表音,这种构形上的优势是汉字文化区域的形成,汉语词汇不难掌握以及汉字迄今没有走拼音化道路的重要原因;表意性是汉字的本质特点之一,但由此把汉字称为表意文字却失之偏颇,因为此说没有反应汉字构形的多重本质属性,汉字应该是在以事物形体揭示词义的象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象形、形声、假借三类而以形声文字为主的语素文字兼音节文字。     

汉字的宗教、美学、符号属性与天人合一精神

作为自源文字的汉字保留并发展了起源时所具有的一些属性,如宗教、美学和符号属性,汉字直接与人和大自然构成浑然天成的互文空间,彰显并巩固了华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人天和谐精神.     

从蚌埠双墩遗址陶符看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

双墩遗址陶符中象形类的刻划符号以及“文字画”类陶符,可以证明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产生于裴李岗、青莲岗与仰韶文化时期,虽还不是成熟的汉字,但这些与后来汉字形体结构一脉相承,应该就是汉字的源头和孕育期,可称之为“文字性符号”和“文字画”。双墩遗址陶符中的几何类的刻划符号,可称之为“非文字性符号”,与后来汉字没有什么关系。数量甚多的双墩遗址陶符对我们检视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的性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海峡两岸的存续现状探析——以海峡两岸对西方人名翻译的修辞行为为例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是以现代汉语标准语为交际工具,但是在对同一外国人名的翻译上常会出现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是两岸的中国人在选择作为注音符号的汉字来音译外国人名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用字不一致现象。事实上,这并不是单纯的用字问题,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语言心理,折射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存在着微妙的心理差异。台湾的外国人名音译用字,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万物皆备于我＂的＂天朝心态＂,而大陆的外国人名音译用字,则表现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渐趋淡化。     

基于符号理论的建国后汉字简化研究

建国后两次汉字简化改革使以象物象形为源头的汉字抽象程度再度提升,符号化性质更加突出。汉字符号不仅在创建初期显现任意性与约定性之间的特定关系,而任意性与约定性制约简化规则、简化符形,凸现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符号与客观世界的相似性上,汉字简化对已经完善的相似性做出割裂式改革,突破原有相似性陈规,寻求新旧符号的相似性,在旧有认知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和方式。     

论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转折

由记事图画逐渐演变为抽象的符号,并与语言音节相对应,这就是汉字的起源。在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称得上文字的符号是甲骨文。甲骨文与记事图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已成为了记录语言的符号。甲骨文后来演变成金文、大篆,金文和大篆的形体结构松散而不稳定,且地区差异大,尚未定形。汉字第一次成为规范定型的符号是秦代的小篆。汉字形体结构的最终定型是兴起于汉代的隶书。隶书以后,汉字形体结构再无多大变化,延续至今。     

汉字与“重新分析”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在记录汉语的同时,也对汉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书面上,汉字的书写形式可能改变词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导致词的结构和意义发生"重新分析"。     

论“天人合一”的认识特征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其基础是整体有机的宇宙论。表现在认识特征上则是系统思维与意象思维。系统思维把人与宇宙看作本质上互相贯通的有机系统；意象思维注重事物表象和文化符号与人的精神的交融作用。没有人的精神解读，符号只是死的符号，有了人的精神参与，符号与客观世界才变得有意义。     

象征性规制:文化整合的实质

整合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文化在社会整合中起重要作用。文化整合概念学术界提到过,但缺乏系统论述和准确界定。整合概念沿着利益分配和价值观念两条平衡线发展,文化整合立足于文化意义,属于价值观念整合范畴,其发生整合作用的机制是象征意义,象征性规制是其实质。作为文化整合的象征性规制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类:根据观念的不同分为神灵规制、良知规制和习俗规制等;根据符号性质不同分为实体性符号规制和活动性符号规制。     

论《周易》的《观》与审美

本文基于"观"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从"观"的滥觞之地,即《周易》哲学的"观"着眼,分析其美学命题"观物取象"、"观卦"中的"观"等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以揭示"观"在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意义。     

试论南北《西厢记》的宫调曲牌

比较南北《西厢记》的宫调曲牌组合形式可知,北《西厢记》采用的是依宫调联套的组合方式,而南《西厢记》往往依据特定情节和人物来选择曲牌组合方式。与北《西厢记》相比,南《西厢记》的这种组合方式更适应戏曲的发展,对戏曲的传播亦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