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对房地产市场效率影响探析

在国内房地产市场继续推行商品房预售制度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对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的监管,建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已成为业内共识.通过房地产投资乘数和四象限传导模型分析显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是一把"双刃剑",严格的监管政策在保障购房人利益的同时,又会引起房地产市场效率的缺失.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处理好监管和效率关系的政策措施是:(1)实行有限监管和区别对待的监管政策;(2)抓好监管政策的宣传与政策实施的衔接工作;(3)加强房地产市场的诚信建设.     

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衡量、成因与治理

房地产泡沫可以用房地产收入比、空置率、房屋租售比三个指标衡量,依据三个指标2009年以来的实际数值,可以判断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现象.其原因在于:供给与需求失衡、银行信贷政策宽松、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体制、资本市场投资渠道单一等四个方面;因此应该从四个方面治理房地产泡沫:加强房地产管理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均衡;加强金融监管,合理控制资金流向;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拓宽投资渠道,扩大内需,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影响中国投资乘数效率发挥的因素分析

财政政策实施集中体现了政策是在政府操纵下的一种公共行为,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人们的利益结构,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和行为的转变,并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行为的政策选择。而投资乘数的存在,是宏观财政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也是财政政策发挥程度的一种检验。对影响中国投资乘数效率发挥的因素研究有利于提高我国财政政策效率。     

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     

论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始终是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经济增长有多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等,其中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中,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使企业投资主体的投资功能暂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现阶段,政府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更具有特殊的作用,这是由政府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决定的.但政府投资也应注重投资方式,可以采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     

货币政策传导、制度背景与企业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青海省投资乘数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近十几年来青海省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剖析投资乘数效应的变化情况,找出影响投资乘数效应的主要因素,进而为扩大青海投资规模、提升投资效益、促进青海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地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政府管制变迁下 IPO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Jeffery Wurgler资源配置效率模型,实证检测了我国IPO市场1992～2013年各年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针对政府管制程度不同阶段下的整体配置效率进行了对比,深入挖掘了国有企业比例与上市公司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行政管制的存在确实限致了我国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功能的发挥,政府管制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管制下国企上市较多以及上市公司质量差的年份对IPO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强IPO市场化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等措施来提高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创新券能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效率么?——基于供给面与需求面政策的叠加效应

以我国2012-2018年861家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检验方法,探讨了创新券这一创新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券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创新券可降低政府补助所带来的过度投资,即双重政策的叠加会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券并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间接验证了产学研信息共享的机制.在激励企业投资时,政府应注意到单一供给面政策造成的非效率问题,利用多重政策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国企“放小”帕累托改进的微观制度分析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放小”这一政策 ,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微观制度效率给予了肯定 ,指出国企“放小”这一实施过程将对微观经济制度有—帕累托改进的提高 ,这一提高体现在政府、企业、市场每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本文的意义在于在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攻坚意义的今天 ,重申国企改革第六阶段的重要性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制度安排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当前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同时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调节手段.     

城市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对当年投资乘数的影响研究——以湖南数据为例

不同的当年投资乘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因此,投资乘数的计算可以准确测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计算湖南城市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对湖南当年投资乘数的影响,可以预测未来湖南的投资乘数及其经济增长。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发展轨道交通产业不仅对湖南经济增长率有着现实贡献,而且能够通过投资乘数变化对总供给函数的影响,来延长发掘该产业对湖南经济增长潜在的未来的贡献。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

本文以2010-2014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数据,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将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内部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机制反腐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监督机制下,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能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内控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比反腐风暴前后的回归结果,亦发现反腐风暴后,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加强.此结论对国企建立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多方面激励机制以及完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     

“代建制“是促进市场配置资源、抑制腐败的有效途径

现行政府工程的"自建、自管、自用"机制、国有资产的无主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导致"三超"、低效管理以及滋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代建制可以从体制上铲除腐败和"三超"滋生的土壤,并通过制订价格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工程建设市场,提高交易效率;代建制可以实现以存货、数量配给与价格机制相结合的高效机制调节供需平衡,改善工程建设市场的微观结构,降低市场风险;代建制的专业化性质有利于进行质量差别定价,解决市场的逆选择问题.     

浅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

规范政府经济行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市场 政府"的调节方式,对市场经济加以调节,以克服政府短缺和政府行为失效等弊端,推进和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应该围绕实现"兼顾效率和公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主要目标进行。     

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创新分析——以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背景

一般说来,在技术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果;同样道理,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必将会影响到环境保护的效果。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既可以从市场失灵方面去分析,也可以从政府失灵方面去探讨。尽管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然而,政府的干预也可能会在政策与管理方面出现许多不足。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或政府中的某一方,而是应在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将市场作用和政府调节的优点结合起来,坚持制度创新才能取得理想的收获。     

回流民工创业的乘数效应分析

为了拉动经济发展,我国自1999年以来采取了以积极增加政府主导下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政策。这种公共型投资有其正面的影响,但极易产生“挤出效应”,加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和没有配套有效的政策应对,使得投资乘数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且产生了一些非经济效果。而回流民工创业,从投资主体的形成和创业的效果来看,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公共型投资产生的弊端。它符合和满足了乘数作用的机理及其基本约束条件,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的乘数效应。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机制分析

将"内部人控制"仅仅看成一个问题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研究的一个误区.通过本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内部人控制"制度首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应从制度演进的本质上把握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看到这种由于效率而逐渐设计的内部人控制制度存在着负面效应.指出国有企业治理的任务不在于对"内部人控制"制度形式的彻底否定,而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包括有效的产权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内外部监督管理和规范信息披露,减弱"内部人控制"制度中的信息非对称性,限制其负面效应,引导其正面作用的发挥.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制度基础及其来自企业制度的约束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市场化—价值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有着自身特有的制度基础 :( 1 )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变 ;( 2 )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 ;( 3)居民投资意向的改变 ;( 4 )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因素 (需求推动、结构调整等 )。同时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如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企业发行股票 (包括上市发行 )的政府管制、对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后对其股权结构的政府管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政府干预等 ,都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