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汇改后不同市态下汇市与股市溢出效应的异化

本文按照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将2005年7月22日至2008年10月28日的整个样本区间划分为牛市和熊市两个样本子区间,采用样本子区间内的兴业银行人民币综合汇率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对数收益率的日数据,通过VAR(p)-BVGJR-GARCH(1,1)-BEKK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汇改后不同市态下中国汇市和股市间溢出效应的异化现象.结果显示,汇改后,牛市和熊市中的中国汇市与股市间溢出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牛市时期,汇市和股市的条件方差对自身负冲击都具有非对称性,两市场间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且一个市场的条件方差对另一市场负冲击都存在非对称效应.而熊市时期,只有汇市的条件方差对自身负冲击具有非对称性,汇市股市间只存在股市对汇市单向的均值和波动溢出效应,且一个市场的条件方差对另一市场负冲击均不存在非对称效应.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国际股市对中国股市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研究——基于FNAC-ΔCoES模型

为了考察多个国际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将二维ΔCoES拓展至多维ΔCoES,并基于完全嵌套阿基米德Copula(FNAC)推导出多维ΔCoES的显式解,同时给出了风险溢出叠加效应的度量公式和显著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个国际股市同时发生风险时,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的叠加效应,但这种叠加效应不一定会随着陷入风险的国际股市数量的继续增多而持续加强;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国际股市组合下的风险溢出叠加效应发现,欧洲股票市场对叠加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最后,鲁棒性检验结果显示,FNAC-ΔCoES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沪深股市行业板块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为时间节点,分别构建贸易摩擦前、后的中国沪深股市行业间风险溢出网络.基于多种网络中心性指标,构建反映行业风险传染及风险承受强度的综合指标.从行业间风险溢出效应、股市稳定性、网络结构变化等角度分析贸易摩擦对股市的影响,探究影响各行业风险传染(承受)强度的因素,并在贸易摩擦背景下识别影响行业网络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贸易摩擦事件促使股市系统性风险加剧及稳定性水平下降,并降低网络的鲁棒性;2)在短期内,贸易摩擦对网络稳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中长期上,贸易摩擦对网络稳定性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宏观经济指标、汇率、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将逐渐主导网络稳定性的变化;3)贸易摩擦后,各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影响各行业风险传染(承受)强度的因素也不尽相同.研究结论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把控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沪深股市行业板块的影响

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为时间节点,分别构建贸易摩擦前、后的中国沪深股市行业间风险溢出网络.基于多种网络中心性指标,构建反映行业风险传染及风险承受强度的综合指标.从行业间风险溢出效应、股市稳定性、网络结构变化等角度分析贸易摩擦对股市的影响,探究影响各行业风险传染(承受)强度的因素,并在贸易摩擦背景下识别影响行业网络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贸易摩擦事件促使股市系统性风险加剧及稳定性水平下降,并降低网络的鲁棒性; 2)在短期内,贸易摩擦对网络稳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中长期上,贸易摩擦对网络稳定性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宏观经济指标、汇率、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将逐渐主导网络稳定性的变化; 3)贸易摩擦后,各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影响各行业风险传染(承受)强度的因素也不尽相同.研究结论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把控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股市震荡,油价波动剧烈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综合评价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既有改进方法的情况后,本文借鉴Diebold and Yilmaz （2012）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6年1月到2016年12月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股票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研究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动态波动溢出指数并做出了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变量国际油价解释了大部分的波动。方向性溢出指数是双向的和非对称的。在整个样本阶段系统的波动主要来自其他变量的冲击,变量国际油价的溢出效应占比重较大。变量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价对其他变量的波动溢出都存在非线性效应,前两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后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     

中国大陆及周边股市动态ES风险传导关系效应研究

探索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导机理一直是政府管理当局、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股市中存在的典型事实及股市损失分布复杂性特点,运用ARMA-GJR对股市指数条件损失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EVT对标准残差的极值尾部建模估计出股市极端风险ES,然后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技术,分别考察两个市场间极端风险ES的传导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大陆沪深股市极端风险具有双向传导关系,香港市场向深市传导风险,而深市不能向香港传导风险,东京市场与香港市场、香港与台湾市场具有双向传导关系;而在熊市期间,中国大陆与周边市场极端风险ES传导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股市中具有的部分典型事实构造股市指数损失的标准残差序列,并运用EVT对其极值尾部建模进而估计出股市指数的动态极值风险,然后基于Granger-Causality检验方法分析中国股市与国际上主要股市之间的极值风险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大陆沪市与其它三个国际股市不存在风险传导效应而处于分割状态,但自2007年起,中国大陆沪市可以通过香港市场与其它国际股市进行极值风险传导;日本东京股市极值风险单向传导给香港股市,香港股市又单向传导给美国纽约股市;日本东京股市和美国纽约股市的极值风险存在明显的双向传导关系。     

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

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亚太股市间的关系: 同期的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和跨期的收益可预 测性( 领先—滞后关系) ． 首先,通过构造溢出指数和滚动窗口分析,研究亚太地区股市的同期 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发现近二十年随着各国金融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亚太地区股 市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进一步研究中国香港对其他亚太地区股市的溢 出效应,发现中国香港股市收益溢出指数显示出其区域的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 波动 溢出指数震荡幅度较大,金融危机时期呈现跳跃式变化． 结合经济、政治等事件分析,发现中 国香港股市的发展和国际区域合作会提高其溢出效应,而在危机中波动溢出效应大幅提升,社 会和政治稳定性会降低中国香港的溢出效应． 最后,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中中国香港与13 个 亚太地区股市收益的领先—滞后关系检验,发现中国香港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中国香港股市对多数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研究结论对人们理解国际市场之 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各国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如何保持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都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