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组织引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清徐县杨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此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新时代走好乡村振兴之路过程中,农民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本文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杨村作为调查对象,借助实地研究方式,对该社区基层组织引领村民通过参与选取村民代表、发展集体经济、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村民较为保守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着基层组织引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引领村民解放思想、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等多重路径可凝聚村民形成治理共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内生动力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是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政策扶持、社会帮扶等外部拉动作用明显,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基于社区参与的角度,以皖北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依照认知—情感—行为的逻辑框架,探究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感知效应、地方依恋和参与意愿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效应中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环境效应对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不足。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均显著影响参与意愿,说明社区居民的情感眷顾对参与行为的作用十分显著。感知效应中除经济效应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维度均正向作用地方依恋。说明社区居民对家乡的情感多受地区文化、地区环境影响,而乡村经济效应对社区居民情感的正向刺激较小。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关概念;其次以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场域、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本土进路探究出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最后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围绕“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大方面;围绕“微治理”的现实进路等,以供参考。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转型实践——以四川省阿坝县藏族旅游村寨神座村为例

乡村共同体是村民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也是村民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载体。生态脆弱地区因为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和终结,致使环境恶化进而陷入生态性的贫困之中。破解乡村共同体之困,是生态脆弱地区完成绿色转型的关键,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所在。地方能人和政府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改变了生态破坏—生活贫困的恶性循环,进而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转变。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新集体意识逐渐在村民群体中得到认同。因此,在经济与生态互惠互利新的集体观念基础上,乡村共同体得到了重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也被成功阻断,最终走上了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的和谐局面。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乡村旅游对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发展。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对我国的乡村旅游人才进行了总结和定义。山东省作为我国首批发展乡村旅游的省份之一,现阶段凸显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以山东省为例,运用大量相关数据并绘制多样图表,从旅游需求、旅游供给、旅游政策支撑等方面对省内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系统评价了山东省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典型问题与发展实际,并在解读相关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     

以乡村旅游带动贫困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探析——以辽宁省建昌县为例

乡村振兴是近两年国家高度重视的发展战略.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建昌县是辽宁省省级贫困县,乡村振兴战略为其脱贫攻坚提供契机.通过对建昌县旅游发展基础、乡村振兴条件和乡村旅游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入调查分析,文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建昌县旅游产品体系,选择正确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建昌县旅游空间格局,合理安排点——线——面的空间布局,认真策划建昌县旅游形象等以乡村旅游带动建昌县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旅游的人口反虹吸效应、经济提振效应和基建带动效应能够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然而,在两者衔接的路径中,乡村旅游业又存在市场发育不健全、产业联动效应不明显以及战略衔接不系统的问题。通过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多层次分析,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路径为:微观层面以市场培育为核心,兼顾生态文明、创新竞争、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中观层面积极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作用,探索现代化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系统发展模式;宏观层面以中央政策为核心,因地制宜论证各项战略在本区域的有效衔接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村落社区的旅游城镇化研究——以粤东灵云村为例

旅游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为进一步拓展旅游城镇化研究,从灵云村的长期田野调查出发,系统分析村落社区的旅游城镇化。观察灵云村近30年来的发展,旅游业虽然并不是绝对的主导产业,但有力推动了村落城镇化进程,使村落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思想观念等方面向都市生活转变。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