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及其差异

通过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实践的深入观察,剖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机理,并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探究了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及路径条件。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有效融合了贫困治理的“外源性”和“内源性”需求,其中,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体和合作经营主体能够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但收入减贫效应并不强。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

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国家-市场-社会-个体”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     

后减贫时代中国老年多维贫困的测度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 H IP)数据,通过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各类型转移性收入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发现,2013—2018年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3％、5％、8％,贫困程度分别下降11.6％、2.3％、5.3％.但在考虑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下,农村老年单维贫困状况趋于严重.其中,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住房设施贫困贡献率下降.养老金对缓解全国和城镇老年多维贫困的作用最为显著,子女赡养等私人转移性收入对缓解农村老年贫困作用较大.基于此,我国应着重发挥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共同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     

连片特困区农村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专业村模式被认为可以在连片特困区村域“产业扶贫”中加以推广。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保靖县黄金村为例,重点考察了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遵循典型的“S”型轨迹,产业传统、关键技术突破、政府推动以及能人的示范效应对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伴随专业化发展,农户的多维贫困呈下降趋势,村域经济的专业化发展对不同贫困维度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即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住房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在信息、教育和交通贫困维度上的减贫效应不明显。     

农村医疗保险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 2018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CFPS 2018）的数据,以相对贫困线作为贫困标准,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评估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整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减贫效应显著,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降低了43.0%的贫困发生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减贫效应在年龄、性别方面存在差异：在年龄方面,农村医疗保险对于中老年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在性别方面,农村医疗保险对于女性的减贫效应总体高于男性。为了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减贫的制度效能,建议：优化医疗保险内部制度设计,强化经济绩效;下沉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提高健康绩效;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医疗保险减贫效应精准性。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其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扭曲.而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失衡及功能扭曲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且与社会生产系统紧密结合,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当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和调整社会保障项目,适时控制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论中国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是对一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的反应。中国已经初步具备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然而也面临着财政、户籍、农民工、制度建设等问题的制约。要从加强经济发展、改革户籍制度、建设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寻求解决之道。中国可以吸收西方国家现有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探究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社会质量理论与后脱贫攻坚时代的乡村振兴存在多维契合,并为诠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实践方向应是乡村社会质量整体水平的提升,可通过提升乡村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构建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促进乡村社会融合的政策环境,探索乡村居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以实现乡村社会赋权,改善乡村社会质量,逐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

根据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在福建省安溪县城、厦门城区及同安农村三地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构成情况与差异,可以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构成差异十分显著.首先,农村居民的团体活动参与程度及社团参与数量均低于城市和城镇居民,这主要是由城乡之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造成的.其次,从城乡居民在对他人信任程度的差异上看,农村居民对亲属密友、一般熟人朋友的信任度相对高于城市和城镇居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社会特征所致.再者,城乡居民在互惠规范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农村社区与城市及城镇社区之间的不同.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衔接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调适和转换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总体性领域和方面。既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那么,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社会性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构成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等。从宏观结构上看,乡村是否建立起顺畅的政社联结机制?从中观层面上看,村落是否具有社会关系基础?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的特质?从微观结构上看,村民是否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是否具有持久的脱贫发展主动性?以上就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基础构建的关键。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