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利用既存错误得利行为的性质

购买物品时因对方误算或因提款机故障多领金钱时,受领者并不负有告知的义务,其未告知而获得利益的行为不能因此即成立刑法上犯罪。只是不当获取的金钱利益部分,仍需按照民事上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对于溢领的部分加以返还。     

利益返还请求权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票据法对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且有不周全之处。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应为不当得利 ,其请求权人应包含空白背书的持票人和故意为背书涂销行为的持票人 ,其利益返还义务人应在出票人和承兑人之外还包括背书人和无权代理人 ,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定要因应增列持票人因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     

对不当得利制度中两个问题的认识

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受害人能基于所有权或无因管理制度请求受益人返还该项利益时,原则上不适用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不包括恶意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行为认定及赔偿探讨

不当得利是指在法律上没有根据而获得的利益，它实质上是使他人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不正当行为。必须依法确认敲诈勒索与不当得利的本质区别。不当得利人理应将其所得利益还给受损失的人，凡恶意“不当得利”的应予赔偿，非法占有他人或国家遗忘物的构成侵占罪。     

侵权抑或不当得利：个人信息泄露的民事救济路径之辨

在个人信息泄露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已开始运用不当得利规则救济受害人。传统侵权救济路径下,由于损害认定的争议,受害人往往难获救济;即便引入“风险性损害”,其理论缺陷也会阻碍实践应用,包括压抑个人行为自由、混淆损害发生风险与损害扩大风险、混淆风险预防与风险损害赔偿、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等。美国判例表明,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当利用个人信息获取的收益构成“积极”不当得利;还可运用超额给付和商业机会理论,将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当克扣的安保费用认定为“消极”不当得利;其说理路径在中国具有可适用性。相比于侵权救济,不当得利救济路径具有优势：不当得利之损失的认定难度小于侵权之损害;不当得利返还数额不受填平原则和禁止得利原则的限制;发生下游显著损害时,受害人可同时请求侵权赔偿。司法实践中,可根据不同情形灵活认定不当得利,并借鉴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在不特定受害人群体中妥善分配返还的利益。     

论不当得利要件的重构——兼评不当得利请求权与相关请求权竞合

由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欠缺清晰化,在理论上导致不当得利之债与侵权之债、违约得利之债难以区分,并使得不当得利之债的请求权和物权的返还请求权、侵权之债的请求权产生竞合,也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制度的滥用,或是由于适用结果将违反法律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而不敢适用.因此,应该从不当得利制度的物权变动理论基础视角分别对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物权变动原因进行分析,重新构建其构成要件.     

中国民法典所设竞合规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设计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一般违约责任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竞合、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的竞合、管理事务中所收取孳息的返还请求权与占有物的孳息返还请求权的竞合、准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的竞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占有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排除妨害请求权的竞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恶意占有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需要事由的合同解除与任意解除的竞合。准确地把握其规则及学说对于实务和理论均有积极的意义。     

合同解除效果:《合同法》第 97 条的解释论

关于《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学界历来有“直接效果说”“折中说”“区分说”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司法判例亦长期不统一。在我国现行法体系内,有体物、受领劳务及金钱返还义务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在正当性基础、要件事实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标的物毁损灭失场合,因风险负担规则的介入,以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解释此时的返还义务亦不够妥当。但是,“直接效果说”与“折中说”的差异不应过分夸大,两者的区别更多地体现为逻辑自足性的优劣,从实务效果角度观察却并无根本性区别。     

试析合同无效时返还财产的法律性质

依我国民法之规定 ,合同无效时 ,一方应当返还基于该合同所取得的给付。但这种返还财产的法律性质 ,既可以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又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 ,对此应如何理解 ,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本文在分析了此二项请求权行使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为有效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应当承认合同无效时返还财产是此二项请求权的竞合     

试论不当得利之不当利益

不当得利作为债之发生的原因之一,经由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已为现代各国立法所普遍承认。不当得利之债中备受关注者,无非就是其中之“不当利益”的界定。不当利益是认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事实的首要方面,亦是整个不当得利制度的出发点。不当利益的界定和认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法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程度。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利”之衡平关乎本质之公平和资源合理之分配。所以对不当得利中“利益”之内容、范围、性质必须全面而明确地界定,以期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从而为人们提供确定的预期和正确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