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古文献——读《山谷题跋》

黄庭坚生活的时代是古典文献学史上产生巨变的时代。为改变宋王朝的困境,有识之士纷纷要求社会变革,同时也纷纷创建新说标榜学派,与其改革实践互为表里,提供理论依据。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蜀学等在朝、在野势力都很大,依附者极多;但他们的思想、学术基础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在疑经思潮中发展起来的。由疑经而产生义理之学,是思想史、学术史的必然。疑经思潮与义理之学的产生、古典文献学的变化几乎同步,也互为因果。陆游生动地描述了北宋的这一变化:“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只是体律造语的一纲吗?——与钱志熙先生商榷

近读《文史知识》1999年第10期钱志熙先生《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一文,深为其学术眼光之独到、理论分析之精辟而折服。然而,该文就“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这一概念的辨析却不能尽如人意,窃以为钱先生对其所引黄氏《次韵杨明叔四首》诗序一段话之读解有失允当。原序云: 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 战百胜,如孙吴之兵……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震曜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 钱文以为,“这里容易误解的是‘试举一纲而张万目’这句话,‘一纲’的‘纲’是针对‘体律’造句而言的,即‘以俗为雅’等8字只是体律造语的一纲,并不是为诗的全部宗旨”。笔者以为,就晚年黄庭坚来说,因“多年不作诗”而“忘其体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仅仅是一种托辞而已,只是他晚年已不再只是追求“体律”故而不愿多谈,却巧妙地导之以东坡之言罢了。否则,他又何必郑重其事地“以此事相付”呢?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论刘向关于“幽厉”时代的诗经学

本文论证了汉代刘向的《诗经》学。幽厉时代灾异说的提出,既是一种功戒,也是一种诗学观,或文学观。诗无通诂,即开放诗学之滥觞．以夹于厉幽中间的宣王中兴为比照,得出正变结论。说明《诗经》源于时风,且又影响于治乱。     

杜诗学史中的《钱注杜诗》 ——钱谦益笺注杜诗的缘起

钱谦益推崇杜甫,将其学习心得陆续写成《读杜小笺二笺》,辑入《初学集》。明清易代后,嘱托来家坐馆的朱鹤龄补续成书,朱氏却增删内容,失其笺诗微旨,引起注杜之争,二人交恶。这促成《钱注杜诗》知人论世,精审周详,富有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并对宋以来杜诗学中曲解和附会杜诗,产生拨乱反正之功,为影响极大的杜诗注本之一。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钱考功集》作者考辨

北宋鲍慎由怀疑唐代诗人钱起的《钱考功集》中有其曾孙钱他诗羼入,南宋葛立方举出起集中《同程九早入中书》、《和王员外晴雪早朝》①二诗,疑为(?)所作②.明人胡震亨、今人傅璇琮先生进一步确证,其中,《江行无题一百首》的作者为钱(?)③.继此,吴金明先生发表了《钱起,钱(?)诗考辨》④一文,将前人这一局部性的怀疑和论断扩展到全局.他认为,《钱考功集》五百三十一首诗中,只有八十九首(占总数的17%)可以确认作者为钱起,其余多为钱(?)等人所作.     

"诗"字本义为祭歌考

关于"诗"字的本义,古今不外两种解释,一是"志也"说,一是主祭者之"言"说,但这两种解释均有偏失。据"诗"字古文""为会意字及"ㄓ"指祭祀,可知""字的本义即ㄓ之祭祀中的"言"。上古祭祀一般为歌舞或乐歌祭祀,那么,ㄓ之祭祀中的"言"即歌,""("诗")之本义即祭歌。"诗"与""、""二字,在字义和造字上可以相互发明。"诗"字本义为祭歌,可证于"诗"在《周礼.春官.龠章》中的使用,还可证于《诗》。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汇报演出”

如果把“学术史研究”定义为“研究之研究”或“学术研究的学术研宄”，梁启超、钱穆先生民国时期先后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为熟悉的鸿篇巨制。以著作的形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学术史研究通常仰仗的“路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术史研究蔚然成风，情形尤其如此。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简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粱、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粱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The opposition of Wu Wan Schools and JiangFan’s evaluation on DaiZhen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吴皖分帜”与江藩论戴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钱起交游考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是盛、中唐之交颇有名气的诗人,他的作品流传至今仍有四百多首。据中唐著名选评家高仲武说:“(郎士元)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中兴间气集》卷下)可见钱起不仅载誉当时,而且他也是以写饯别诗为人称道。今检《钱考功集》十卷,酬唱送别之章竟达一百多首,占其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足见钱起交往过从之广。可是钱起送人之作多不著时地和人名,这样势必影响对其诗歌的深入研究。笔者以为,若能根据钱起诗歌的内容和有关资料,钩稽考证出与之交游者的一些情况,这不仅有助于对钱起生平的掌握与诗歌旨意的寻绎,而且,对钱起同时代的其它诗人的集子整理和作品研究也不无裨益的。今撰此文为之探索,文中所考顺序,一本于《全唐诗》,今人论著中已考出眉目者从略。     

《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