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基于Tobit模型探讨了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每多抚育一个男孩，家庭持有房产套数将显著增加，且家庭房产价值额及持有房产面积同步显著增加。基于家庭男孩比例指标展开的回归结果亦一致、稳健。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有18~34岁适婚成年子女的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动因分析表明，相较于子女教育，男孩越多或男孩比例越高的家庭以子女结婚为目的新购住房的比例显著增大。应警惕由子女性别差异引致的房产增持降低家庭资产多样性，进而引发家庭短期抗风险能力下降。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考虑住房因素的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问题研究

在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择研究框架下引入住房因素,分析了在不同住房总资产比（h）水平下,中国居民投资组合有效边界以及金融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研究表明,住房的引入改变了中国居民投资组合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关系,h值越大,家庭资产的整体风险和收益水平越高;年轻居民的h值较高且资产的流动性约束较强,为降低风险会减少股票的持有,随着年龄的增长h值逐渐下降,居民将提高股票持有比重以荻取更高的收益,年老居民的h值较低,资产组合趋于保守,股票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下降。     

上海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存款、住房资产等家庭财富.本文利用2005年1447户上海居民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方面,储蓄和住房资产都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两类资产每增加1%将使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分别增长0.04%-0.05%和0.05%-0.06%,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略高于储蓄资产.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储蓄资产没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住房资产对推动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而巨大的财富效应,住房资产价值每上升1%将使家庭拥有耐用品的概率增加20%左右.在当前"拉动内需促增长"的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稳定房地产市场,发挥住房资产在促进消费中的"财富效应".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家庭结构与住房状况的实证分析

住房是家庭的基础物质载体,安居乐业是家庭幸福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和变革的时代环境下,探究家庭结构与住房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2010年7省（区）调查的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包括家庭规模结构、家庭代际结构和家庭类型结构）与住房状况（建筑面积、间数、承重类型和住房来源等）有明显关联。人口学特征与住房状况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年龄与家庭住房产权有直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城镇化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将在总体上改善家庭住房状况;家庭住房状况的改善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和独居（单人户）的增多。建议在分析与预测国内住房市场的现状与变化时,重视分析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能仅局限于考察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     

First Housing Moves in Spain: An Analysis of Leaving Home and First Housing Acquis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young people's firsthousing acquisition in Spain. The majority ofyoung Spanish people leave home to buy aproperty and to live with a partner and/orchild. We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transition dominates first housing moves duringthe 1980s and consider the ways in which widerfamily networks facilitate leaving home to buya property. We then examine characteristicsassociated with deviation from this normativeroute. We find alternative transitions,particularly moving into rented accommodation,are more common among young people from moreadvantaged backgrounds, and those living innorthern Spain.     

浙江省城镇住房消费总量预测——基于人口因素的研究

以家庭为研究单位,综合考虑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和城市化进程3方面因素构建住房消费总量预测模型,对浙江省2010—2050年城镇住房消费总量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高、中、低三种方案下,浙江省人口总量会在未来10年左右达到顶点,峰值稍高于5 500万。峰值期之后,人口总量开始迅速逐年递减。(2)未来40年,低、中年龄家庭将大量减少,高年龄家庭将大量增多。(3)浙江省住房消费总量在2010—2030年间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但2030年是个转折点,2030—2050年住房消费总量将持续下降。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研究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既受住房保障需要范围的影响,又受政府供给能力的约束.城镇住房保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商品房市场价格、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住房自有率、城市化率、住宅用地年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量等,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别与住房保障量或应受保障家庭比例之间做实证相关分析或理想值的模拟分析,可得到部分有意义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水平,政府可对上述指标作政策性的适度调控,使城镇保障型住房的供应量努力保持供需的动态平衡.     

论培育和规范城镇住房租赁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本文阐述了住房租赁具有住房使用价值的分期零星出售和住房融资两重属性,分析了住房租赁的特点和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培育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的对策措施。     

“98房改”的历史与社会影响：基于利益分化的视角

自1998年全面停止实物分房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始,中国房地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住房利益分化也日益突出。“98房改”通过内部市场的方式在将计划经济时期由单位制所决定的住房利益差异固化,并一定程度上使之在住房改革过程中以及改革后的房地产市场中得以放大。尽管从市场角度理解住房利益差异是不可忽略的视角,但历史回溯表明,住房政策及其变动过程本身对利益分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并且这种影响也会因为政策设置缺乏预见性而持续作用于改革之后的市场当中。     

天津公共住房政策与实践研究简

公共住房体系的构建,是当前住房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文章提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应改变传统的住房保障观念,树立现代的公共住房观念,把公共住房与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各项公共住房政策体系的建立,利用市场机制,运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住房问题.这样才能在做好公共住房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发展,从而达到两者的相互促进和发展.     

房改攻坚:住房保障制度的构建

在住房资源配置效率已从制度上得以基本保证之后,加快构建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以解决住房领域中的公平问题,成为下一轮房改攻坚的主要内容.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构建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思路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加以认真研究.     

对高校房改中几个难点问题的思考

在现阶段 ,集资建房是改善高校教职工住房条件的好办法。对有能力购买商品房以及离退休时住房仍未达标也未购买商品房的老职工 ,应一次性发放货币化补贴。这样 ,充分体现住房制度改革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同时 ,允许教职工对已购公房进行交换、出售和重新购买 ,这是房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构建我国城镇弱势群体住房保障体系的思考

住房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民生问题,低收入者福利性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提出了住房弱势群体的认定,分析了我国城镇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发展现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已有经验和我国国情实际,从立法、住房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保障性住房管理和实施机构、住房保障对象、保障性住房供给渠道等方面提出了住房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