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初期禅僧对"朱子学"的皈依与"脱佛入儒"

日本江户初期禅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藉"朱子学"排挤佛教,强化神道的主体地位,沦儒学为神道之附庸;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幕府之诱,委身于政治,成为德川幕府的御用学者。"朱子学"所扮演的这一角色,既彰显了日本对朱子学的双重利用性征,也反映出了日本"实用主义"的民族性格。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形成脉络探析

伊藤仁斋是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巨擘,他开创的古义学派为古学派的重要构成部分。观其一生,他的思想围绕着中国舶来的朱子学,发生了崇朱、疑朱、反朱的演变轨迹,这一过程也是仁斋古学的形成过程,因而,对仁斋思想转变因素的分析,不但有助于了解仁斋古学思想形成的复杂过程,还可以从长时段的视角中折射出仁斋古学思想在古学派及德川思想中的关键地位。     

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对朱子学的异化

在探究朱子学对日本近世思想形成的影响时,将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与《四书集注》比较是其关键节点之一。若以朱子学为背景,仁斋对以朱子学的否定主要体现在:经典上改重《论语》;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具体事务的指导。若以古学派甚至整个日本儒学为背景,则仁斋对朱子学的继承体现在:尊孔、训诂和诠释观。故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异化主要是从原儒的角度瓦解朱子学和突出的实学观。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从《明儒学案》看黄宗羲的儒佛观及其矛盾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心学史专著。在此专著中,黄宗羲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有矛盾的。黄宗羲的儒佛观是以儒佛有"理"无"理"作为其重要区别,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佛者无"理"说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境。     

《牟子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刍议

<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就其中所反映的儒佛关系而言,表现出了"以儒解佛"的格义方法、"援儒对儒"的论辩策略和"易儒以佛"的价值立场等特点,在内容上涵盖了儒佛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其作为早期居士佛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忽视.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儒、道、佛"与"意义治疗"

受傅伟勋教授以及弗兰克(Frankle)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启发,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开始研究儒佛道和新儒家的意义治疗思想.本文对儒、道、佛三家的心理治疗思想所作的概括各有异同,儒家用"意义治疗"一词,道家用"存有治疗"一词,而佛教则用"般若治疗"一词.但总体来讲,皆可用"意义治疗"来概括.     

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梁漱溟由佛转儒原因试探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 ,他在民初十年经历了由佛转儒的心路历程。本文从他个人的秉赋、维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意识以及他父亲自杀这三个方面对他思想转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揭示出梁漱溟由佛转儒的必然性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 ,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 ,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朝鲜文人对苏轼儒道释思想的接受与批判

随着宋朝与高丽的友好往来,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随其诗文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文人不仅学习、模拟苏轼的创作,还十分关注他的三教融和思想,对其接受或批判.受武人执政和士祸震慑的文人能够接受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使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广博、生活更丰富,并愿意接受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而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些性理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道释思想干扰了苏轼儒家思想的纯正性,影响了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创作成就.朝鲜文人对苏轼复杂思想的接受与批判和对其文学的接受与批判相辅相成,也使得苏轼在朝鲜文人中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经世之学向考据学演变的内在原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初经世之学向考据学的演变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外部压力所致，本文作者则认为，经世之学所以衰亡，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内在的逻辑矛盾给外部侵袭留出了空隙。作者在考察了这一内在逻辑矛盾后认为，经世之学在本质上仍是为君权政治服务的儒家学术思想，这种思想在清政权尚未取得文化统治权力时还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而在清政权掌握了文化统治权力后，除了归附清政权或消亡外别无他途，因而经世之学的消亡是必然的。     

人间佛教思想与儒家人学思想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历史不断发生变迁.在中国历史大转变,中国佛教日趋衰落的严重时刻,被誉为近世新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1890-1947)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脉博,倡导"人间净土"说,并相应地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此外,印顺(1906～)、赵朴初(1907～2000)等也对人间佛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察了不同学者的看法,并将人间佛教说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进行比较,探寻其异同,这对于探讨人间佛教的建设,推进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儒道佛与中医药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流派的儒、道、佛，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曾对中医药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亦从中医药学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并获得有益启示。认真研究这种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既是实现中医药学现代化的思想前提之一，也是弘扬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