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管子·幼官篇》新考——兼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代

《管子·幼官篇》可以说是一篇奇文,奇在哪里?一是题目奇,“幼官”,究竟是什么意思?奇。二是内容奇,篇中有明明是阴阳家的不少语句,但又有法家的政治和军事论说,二者杂糅,奇。三是图形奇,有《幼官篇》,又有《幼官图》,两者文字相合,实为一篇,但图形排列有异,奇。对于这样一篇奇文,读了一遍又一遍,从思想内容到历史背景,都使人摸不住头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经过将本篇与《管子》书中文意互相对应的各篇作比较研究;并以其他有关文献记载探讨它的历史背景,这样大体上可以寻出一个究竟,发两千多年来的隐微。故写此新考,以就正于读者。     

史志读札

常修《恭城县志》中的奇文恭城县保留了一座结构完整、富丽堂皇的孔夫子庙,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因为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它叨了所谓“批孔”和“评法批儒”的光。但是,在民国二十六年常存诚等纂修的《恭城县志》里,收录有两篇尊孔的奇文,不用说许多人不知道,就连当年那些“批孔”、“批儒”的秀才们也未必看过。     

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初唐歌行略论

一 初唐时期,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歌行体篇什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唐代歌行体诗发展的第一个洪峰。 “歌行”之名,由来既久。汉乐府歌诗便多以“歌”“行”名其篇什,如《降神歌》《天马歌》《饮马长城窟行》《东门行》等等。“歌”似乎多“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郊庙歌辞,“行”则多用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吟唱。后来演为歌行一体,不再有这种用途上的差异。歌行体诗,音节、格律、句式都较为自由解放。形式采取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纵横捭阖,富于变化。进而可言,歌行这种体裁,在诗歌诸体中是最活跃的、因此也最易于发展。“歌行”,在汉代是被之管弦、配以律吕的。“歌”自然是由人歌唱的,而“行”本身就是乐曲之意。所谓“行者,曲也”。     

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创作及其抒情艺术

初唐之际,骆宾王扩大歌行题材、完善歌体语言形式、创新歌行结构方式、引入个性化抒情模式,使歌行一体发生质的变化,对歌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以骆宾王歌行的字法、句式技巧,章法结构安排,抒情个性三方面为切入点,着重解析其长篇代表作《帝京篇》和《畴昔篇》,通过将骆宾王的歌行与卢照邻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七言歌行创作及其抒情艺术的特征。     

不废江河万古流——评骆宾王有关妇女题材的两首歌行诗

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保存在《骆临海集》中的优秀诗作,通过精美结构和华丽词采,把诗人跳动的感情脉搏,不同的心灵感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歌行名作,尤其富于感情色彩。《帝京篇》早在唐代就被推为“绝唱”(《旧唐书·文苑传》)。“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基本上是自我“抒情”之作。《畴昔篇》是骆宾王因事系狱,“出狱”后对“生平行迹”(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所作的自我回顾。不只明代高棅、胡应麟有“富丽”“赡”“极”之誉,已故文学史家郑振铎还赞为比《帝京篇》更弘伟,“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     

评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

《楚辞·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诗人在《天问》里到底要讲什么,“天问”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奇特的作品,两千年来众说纷纭。王夫之生于明朝末世,地处屈子“怀沙”之乡,常以屈子遭遇自况。他的《楚辞通释·天问篇》,也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以他的才学和知人知世,其于《天问》的有些见解,颇有精到之处。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天问》,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鄂西北端公舞是《九歌》的余绪吗?

传统民俗往往会保存历史痕迹,但鄂西北尚存的端公舞不是先秦《九歌》的孑遗,因为历史是变化的,人群是流动的,尤其处在经纬冲要的沔中地区更是如此,故先秦遗俗难以保留到今天。另外,凡祭神歌舞古今套路大致相似,互证是无意义的,若具体辨析则端公舞与《九歌》诸方面并不相合。可知,现今所谓端公舞与《九歌》的关系,只是一个文化宣传上的说辞,在学术层面缺乏证明。     

《离骚》修辞新探

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开明宗义指出:“《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接着又指出: “现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矣!”     

诗的传奇 失落的心——《长恨歌》《琵琶行》的创作艺术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①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问世以来就广为流传,而且永葆着感人的艺术魅力,至今为人喜爱。近年来就这两篇作品发表的论文,在白居易研究论文中占压倒优势,主要集中在《长恨歌》主题和两篇杰作艺术成就的探讨。本文准备改变一下审视角良,从创作过程入手来探讨两篇歌行的艺术个性,以期研讨的深入。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

我们剥除有关苍颉造字传说的层累堆积,论证《荀子》记述之苍颉造字不可能早于尧舜时代。我们认为,“刑名从商”是指象形字及形声字等必须遵从商文字,否定将其释为刑法之名从商;苍颉文字不是原始社会漫长而分散的符号创作的累积,而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为殷朝政治需要而独创的一个文字系统;苍颉文字就是殷商文字,故也就是汉字的始祖。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我们否定胡适等对《荀子》文字的“约定俗成”的误解。其实书契的本义就是王者制定之国法大约。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

余秀华是新近爆红的诗人,她的诗歌理应纳入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之中。从互文与弃妇诗传统、意象选择与陌生化以及疼痛与戏仿三个方面分别将她的诗歌放在《诗经》、海子,以及与之同时而稍早的“梨花体”诗歌系统中,看她的诗对《诗经》以及当代诗人作品的继承、发扬和疏离,并由此衡量其诗歌创作的谱系、特色和得失。     

互类性在公益营销广告中的社会语用功能

批评语类分析注重语境等语篇外因素,本文把语类看作一种职业行为,重点分析互类性与权力关系不对等等方面,将互类性看作跨语境界限的语类资源的策略性调用。在行业交际中,尤其是公益营销广告中,这种策略性通过语类资源的调用与整合,产生融合型、镶嵌型、链接型、转换型的互类性公益营销广告,实现劝说和促销、鼓励并促进消费、树立品牌形象与得到社区认同等社会语用功能,从而达到对消费者意识形态的操控。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本文评述了对《定势》篇中"势"的五种理解,包括"法度""标准"说、"体态"说、"表现形式"说、"风格倾向"说和"文体风格"说,并认为"文体风格"说的思路大体正确,但提法似可商榷。同时根据对"文体论"的系统思考,指出刘勰所要定的"势"是语体之势,并通过与徐复观文体论的比较,进一步确认刘勰的"势"属于文体系统的语体层面,还概括了刘勰运用语体之势的三个原则。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致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米氏新政将发展与邻国关系和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视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和经济工作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较于卡里莫夫时期“重双边”的经济合作路线,米氏新政强调“重周边”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着重与包括大国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周边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合作模式也由原先“领导国”之争向“合作伙伴”转变。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更将推动“一带一路”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倡议行稳致远。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