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

余靖与狄青，一文一武，同为北宋仁宗时名臣。但由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余靖最初也表现出了对狄青的轻视。随着二人在南征侬智高的战争中的合作，余靖才真正认识到了狄青的非凡的才能。在狄青死后，余靖为狄青撰写墓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成就了一段文武合作的佳话。     

史料中的狄青形象及其为俗文学所提供的可能

历史上狄青的性格被俗文学作者不断地加以取舍、夸张、渲染，经历了一个从史实向传奇过渡的改造过程，狄青的历史形象逐步被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就是狄青事迹本身的奇特和俗文学创作者的审美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奇和神秘色彩是历史人物发展成为文学形象的必要条件。     

近三十年以来范仲淹经济思想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关于范仲淹的研究成果丰富,苏州、洛阳和港、台等地,还分别成立有范仲淹研究学会。研究领域涉及到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学、教育和学术思想等方方面面,并有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趋势。具体到范仲淹经济思想的研究,学界前人也多有研究。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范仲淹的财经思想、农商思想、宗族福利、荒政救灾等角度,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总结概述,以期有所收获。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范仲淹治边思想的复杂性——以《范文正奏议》为中心的折射

范仲淹一生功业最卓著的时期,是其戍守西北、担任北宋与西夏交战的统帅阶段。他在西北所采取的一系列治边措施,后人多看作是对儒家理想政治的实践,范仲淹也因之被称为硕儒。然而,在范仲淹的奏议以及其它的一些诗文资料中,可发现指导范仲淹治边的除儒家思想外,还兼综有法、道等。而且,西北边境局势稳定后,他便自觉抽身而退、淡泊名利,更表现出释道思想的影响。     

范仲淹集团“朋党”问题辨——以腾宗谅事件争议为例

“朋党”问题在宋代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宋仁宗景祐年以降,关于范仲淹集团的“朋党”纷论为一时之湖.本文将焦点集中在庆历年间引起朝廷激烈争议的腾宗谅事件与范仲淹同仁的联系上,意在以滕宗谅事件为平台,着力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范仲淹和同仁的观点与作为展开细致梳理,对事件有关联作用的其它因素特别是宋仁宗的态度进行深层次触摸,目的是辨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对范仲淹集团的“朋党”之斥是否为公正之指陈.本文认为,范仲淹及同仁确有集团意识,但是其行径无“朋党”之迹.     

从江湖到社会——读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

<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人范仲淹这句名言,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多半对其有印象。在范仲淹所处的时代,人们所     

范仲淹出生地考辨

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学界目前主要有“徐州说”“苏州说”“正定说”三种。“徐州说”最早见于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苏州说”主要源于《宋史·范仲淹传》等。相较前两说,“徐州说”论据较为充分,数百年来一直为学界认同。近年来,苏州学者方健先生又提出“正定说”,认为范仲淹出生于宋河北路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综合多方面材料进行考辨,发现“正定说”与范仲淹父亲范墉归宋后的任职履历不符,存在对史料的片面解读,且依据不充分,无法撼动楼钥关于范仲淹出生地的论断。因此,还应以“徐州说”为是。     

《登岳阳楼》赏析

范仲淹《岳阳楼记》写的是想象自己登上岳阳楼,激发出自己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杜甫的《登岳阳楼》,写的也是登上岳阳楼的感兴.那么他的观感有什么不同于范仲淹的特点呢?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浅攻进筑:范仲淹在北宋对西夏作战中的战略思想

浅攻进筑战略战术,是庆历时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身临前线,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克夏制胜的军事理论。虽然不是范仲淹率先提出的,却是在他的倡导并身体力行下形成的,并有规模地付诸庆历时期的军事实践,并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是在和平手段用尽,在"中国利害"得以维护之后实施的。范仲淹反对非因国家核心利益与敌方计较,造成长期兵连祸结的严重后果,与章惇之流穷兵黩武不可同日而语。历史表明,遵循它就能战胜西夏,违背它就一定失败。因此,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在宋夏战争史上具有典型性,其地位有重新讨论、评价的必要。     

儋州山歌及其艺术特点

具有悠久历史的儋州山歌，其艺术特点是：演唱形式有独唱、轮歌和对歌；四个乐句为一首是基本结构形式；音阶形式有五声、六声和七声等；曲调进行有四个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山歌内容的变化，儋州山歌产生了“二句半”和“狄青调”等新变体。     

范园情思

正对范仲淹,我还真是心仪已久。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的时候,作文题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幸亏自己背会了《岳阳楼记》,还对范老先生的诗词《渔家傲》、《苏幕遮》熟读成颂,在文章中还旁征博引范仲淹的词加以印证。这一年,托范老夫子的福,100分的语文我考了93分,作文竟然是满分。这真得感谢范仲淹先生。     

北宋名臣范仲淹（二）

宁死也不默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     

范仲淹的家风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教育子女也十分严格。范仲淹一生历任高官,但范家一直清贫俭约,家风纯朴。正是他的言传身教,为子女们营造了良好的零风,从而有口皆碑代代相传,为后世人所敬仰。范仲淹淡泊名利,轻财重义,子女们也深受影响。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派次子范纯仁将一船五百斛的麦子运往姑苏。在丹阳停留时,范纯仁偶遇文学家石曼卿。当时石曼卿窑中连遭不幸,几位亲人相继离世,他想安葬亲人之后再回乡,但因没钱而寸步难行。     

范仲淹知庆州与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始初,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动局面。对这一问题,历来论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的作用,很少有论者关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4年对抗击西夏的作用。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的4年中,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20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     

《范文正济秀才》故事考

《范文正济秀才》是北宋魏泰所著《东轩笔录》中的一篇笔记,记载了范仲淹接济孙复并教授他《春秋》之事,近来常被当做信史引用。本文从孙复到太学任职的时间,孙复与范仲淹的年龄相仿,孙复实为范仲淹举荐,孙、范二人的《春秋》学差距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该笔记所记之事不宜作为信史。     

范仲淹对宋诗革新发展的贡献

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范仲淹的政治、军事战略才能,而没有足够重视他的文学成就。从当时诗坛的总体形势分析入手,对范仲淹人格影响和其诗作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范仲淹激扬了宋代的士风,积极倡导诗文革新,力矫晚唐"三体"余风的不利影响,为宋诗革新拓宽了发展空间,同时,其诗作对抵制东州逸党诗人的狂狷诗风,推动宋代诗歌创作革新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解读

范仲淹在元杂剧中出现5次,均为朝廷重臣,手握大权,虽然不是正末,对剧情发展却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统一,均为忠义的儒家士大夫,元杂剧作者对其都怀有赞美与敬仰之情,这与范仲淹自身魅力和元代社会风貌均密不可分。     

论范仲淹的“儒隐”情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不仅被视为作者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政治准则,范仲淹的历史形象也因此被定格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然而,在他身上除了有儒者积极入世的情怀之外,还有隐士安于隐逸的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范仲淹在“隐”和“儒”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并巧妙地将“隐”和“儒”的矛盾统一起来,整合成为一种安贫乐道、中庸平和的处世方式,而其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新模式下的新隐士——“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