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变化与公司业绩、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基于厦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信息披露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股权结构不同,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权利制衡机制的差异,决定了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决定了股东对经理人会计信息的监控动机和方式,继而对会计信息的供给质量的监控行为就会有所差异。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信息披露质量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以厦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年-2008年的样本数据,分别从多个方面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在目前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股权结构并非越分散越好。     

全流通时代中国会计监管理论重构

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股份全流通后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给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要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首要监管目标,重构"开放监管主体、扩大监管客体、完善监管依据、创新监管手段"等新的会计监管理论,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后股权分置时代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析

本文评述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提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在目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后股权分置时代的股权结构将在保持相对集中的前提下适度分散.     

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我国证券市场仅经历十年左右的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及经济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机制与要求上的不甚完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体制中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后非金融行业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6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900家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地区差异未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从目前看来,一味追求股权分散似乎并不是最为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根据公司具体情况确定较为合理的股权集中程度,使控股股东既能受到强度足够的激励经营公司,又不至于产生过度的掏空行为.因此,尽管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会进一步推动股权的分散,但在目前我国的政策、制度背景下,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同时积极建立相应的监管、约束机制,有助于解决上市公司治理问题,优化股权结构.     

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法律监管问题

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规范,致使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行为经常发生。为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正确认识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提高上市公司素质,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市场信息监管力度。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会计信息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凸显。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它纠正了资本市场同股不同权的缺陷,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发生较大变化,但不足之处依然存在,成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重要诱因。保证国有公司会计信息需求主体到位、加强三会监管的力度,促进股东与管理层利益趋于一致,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重要意义。     

解决股权分置：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从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股权分置并不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是当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互妥协的外生产物。相反,它是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状况;股市的健康发展与股权分置制度弱相关,与上市公司质量强相关;实现股市全流通必须遵循渐进的逻辑,绝不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论食品安全监管中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给中国食品行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中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面对国内食品安全监管中信息不对称现象造成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安全食品的供需失衡以及政府监管成本增加等问题.企业、政府、第三方组织有义务通过信息发布平台规范食品安全信息的内容,有责任通过建立食品溯源制度保证食品在流通环节中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必要通过修改信息披露相关法律制度更好地协调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统一高效的监管机制.     

股权分置改革、股权性质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

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不同控股权性质(国有控股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差异.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消除非流通股同流通股的制度性差异,进而提高了上市公司绩效;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更显著.     

后股改时代资本市场安全问题研究

尽管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股权分置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股改的结束并不代表就此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一方面供给型制度安排与市场内在发展规律间的矛盾并不因股改得到根本所改变,另一方面股改后资本市场传统安全问题——公权私利、内幕交易、大股东滥用权力正以更为隐蔽、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存在。尤其是开放条件下政府面临着掌控金融安全工具的影响力趋于弱化,使市场高度繁荣与系统风险加速聚集同时并存。因此,必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从提升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尤其是财产利益上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钳制,这样才能使资本市场安全稳定的发展!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论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我国环境信息的公开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方面。这种政府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存在明显不足,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予以完善。未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应以公众参与为本位,除了健全和落实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之外,还要注意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     

公司治理视阈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

我国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不高,许多公司甚至根本就不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其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从公司治理入手,增强董事会的权威性,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真正落实CEO两权分任,加大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力度,提高公司的股权分散程度,将有利于促进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和监管。     

政府信息公开报告制度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公布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制度作为我国信息法制建设中的一项制度创新,已经获得了初步实践和展开。通过对2008年度各省部级机关公布的报告文本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有些机关没有认真履行《条例》规定的公布报告职责;主管部门对各级机关有效履行本项职责的指导、监督不够;公众参与不够等问题。主管部门应针对存在的问题,以编制报告指南、提供报告文本模板的方法来指导各级行政机关做好本项工作,并督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也履行公布报告义务,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对公布报告的组织化参与、系统化监督和全面专业化的评议,以促进这一新型法规制度的落实与持续发展。     

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公司控制权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其本质是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协商方式重新分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行为,给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公司控制权市场治理效力的角度分析后股改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培育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的知情权保障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进程

中国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主要通过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实现,并已经将这一在信息时代迅速生长的基本人权写入了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中。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具有中央和地方立法平行、建章立制与维权实践共举的特点。实证资料表明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情况好于2008年,但还存在着法律落后于制度发展、规则体系和执行机制还有待继续完善以及救济机制的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应考虑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来确认知情权,抓紧完善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制和以行政复议与诉讼制度为核心的救济机制,扩展公众参与的范围,提升其水平。     

关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几个认识问题

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和重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几个认识问题,如国有资本进退问题;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关系问题;国有资产是否实行“分级所有”问题;“一体两翼”理论框架的现实适用性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结合国情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下,国有资本不是“全面退出”,而是“有进有退”;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实行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具有充分的理论、实践和政策依据;建立在国家分配论基础上的“一体两翼”理论框架仍然具有现实适用性。     

涉隐私政府信息公开中的“第三方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普遍采用的同意规则源于隐私权的支配功能。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有"第三方同意"的规定,对该规定的理解应该是: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对涉隐私信息作出公开与否的决定前应与第三方——隐私权人进行协商。但相关案例显示,行政机关对"第三方同意"规定的适用存在误解,误把个人同意当成了涉隐私信息公开的必要条件,事实上限缩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第三方同意"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适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得以适用的时机应该是在行政机关对具体事实中的个人隐私利益和公共利益加以判断、衡量之后,其适用的范围应该基于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的考虑而有所限制,就其形式而言,隐私权人同意的意思表示可以采用多种表达形式。     

汉代的"三独坐"与朝会监察

汉代何以形成"三独坐"机制,必须将其置于特定场合--朝会中的特定职责--监察去把握.此三者官阶品级均在中二千石的"九卿"之下,正因为他们官阶秩次并不高,却肩负朝会中重要的监察职责,故需打破常规,令他们绝席而坐,凸显其威权,以利于其监察的权威性和执法力度.尚书作为特殊权力中心之参与朝会监察,一方面是在方针政策和制度等更高层面上进行监察,而与专职监察官员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则在原有监察官员相互制约机制上形成行政中枢与专职监察官员的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形成三位一体之监察机制,从而更为有力地保证朝会在皇帝的有效监控之下按照既定礼仪和法纪进行.     

论电子政务信息公开的隐私权保护

本文从电子政务与信息公开出发,分析了信息公开是电子政务的重要方面,是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但是信息公开不可避免的给个人隐私造成侵害,在分析我国隐私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应采用利益衡量和权利限制原则,并借鉴欧美的经验,构建安全港模式,从而实现电子政务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两者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