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

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的理论形成

南朝诗歌的艺术走向，以秀句、秀象、秀境的形成为典型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其概括为“句之独拔”、“象之卓绝”、“境之浑融”，这一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的相辅相成，是对南朝诗风新动向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论诗歌意境之美学特征及其传译

以中国诗学中的诗歌意境理论为参照系，对诗歌意境作进一步阐释，从而揭示其关学特征和传译策略。认为，所谓诗歌的优美意境：即取之象外，超乎意象而得乎意境；意与境浑，情景相生而契合无间；音意相生，音谐韵美。诗歌翻译中，要充分考虑原文的意境，完美再现诗歌的意境。     

论意境的审美结构及特征

理解和把握意境的多层次审美结构,须抓住其作为美学范畴最简明之规定———“境生于象外”[1]。意境乃是“象”与“象外”聚合融汇相浃化为一体而生发出来的一种召唤性结构,它在创造主体与欣赏主体双向审美体验的交流中,直趋生命的本真之思与终极感悟。意境呈现出以天合天的直接同一性与创作理论和接受理论视野融合的鲜明特征。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思维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形式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     

象思维、教育技术与意会知识的传承

意会知识的传承已经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的“象思维”是一种悟性思维，它通过“立象尽意”等方式，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来“说不可说”、“传不可传”，实际上蕴含了意会知识传承的机制与途径。在“象思维”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教育技术在“立象”、“以言筑象”、“以象筑境”、“境中蓄意”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以象尽意”、“境以扬意”，能更好地实现意会知识的传承与创新。     

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管窥

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揭示了诗歌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并紧紧围绕着诗歌如何实现“妙造自然”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和“取境”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诗歌的“自然之美”与不可言表的“无为自然”区别开来,成了一个可以叙述言说的实在,也就把老庄“自然”的审美态度转化为一种诗歌自然美的理论。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与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克隆论看诗歌"三美"在翻译过程中的实现

诗歌是内容和形式高度融合的整体,有很强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怡情性。翻译是一门高难的文化活动,而诗歌的翻译更是其中的难者。许渊冲评论文学翻译标准是：“一要达意,二要传情,三要感动。”他又将克隆论引入到文学翻译,与其近年提出的“三美、三化与三之”构成一个比较完整务实又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若源语中的优秀特质能和生命机体的克隆一样被运用到目的语,那么诗歌“三美”就不仅可译,还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优化。     

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

“通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诗歌翻译犹如文学艺术的再创造,而“通感”这种“以感觉译感觉”策略的运用,能使读者通过联想身临其境,亲见其景,从而内心得到感染,与原作产生共鸣。郭沫若译《鲁拜集》,无论是译者与作者,还是译诗与原诗,个中转变都因“通感”策略的灵活运用而无一丝牵强痕迹,自然天成。这对当前的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推动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     

二次创格:何其芳的格律诗学

创造新格律是20世纪中前期中国诗歌理论的重要一脉。何其芳是中国新诗理论第二次“创格”的主要代表,他的格律诗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建新格律的动因,是基于中国新诗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脱节;二是主张以“节奏的规律化”为核心,创建新格律。在那样的一个特殊年代里,何其芳的格律诗学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诗学理想。     

会当凌绝顶:杜甫早期诗歌创作研究

杜甫早期诗歌创作丰富 ,虽传世甚少 ,却足以见出其真诚的情性怀抱与杰特诗艺 ,是天才诗人步入文场的阶梯 ,对于了解少陵一生的成就颇有裨益 ,亦有助于理解文学创作的纷繁复杂的情况。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回归与融合:联结中西艺术的桥梁——论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诗学传统

海外华文诗人不断从西方现代派那里汲取营养，与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经验和表现手法（如意境、意象。比兴等）相结合，扩大了海外华文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因此，在中西诗艺相通的基础上，海外华文诗歌表现了向中国诗学传统回归且与西方现代诗学精华融合贯通的趋势。     

废名小说创作个性评析

废名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个性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充满着幽静和平之美,颇有中国古代山水画和田园诗的韵味。其幽静平和的美学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叙写和对大自然的禅味审视,即将少女诗化,将俗人雅化,将平凡田园劳动美化和注意时空的构成,诸多意象的衬托,空寂、清远、静谧的展现。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创作个性,是因为他当初是一位诗人,且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浸润,同时他又是一个佛教徒,对佛教禅学有一定的研究。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

清代诗歌理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而清末的诗学大家王运的诗学思想因与宋诗派歧异而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为主要材料，从诗本体论、诗歌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湘绮诗说的理论体系，论证湘绮论诗主魏晋的合理性及其独具文化眼光的审美理想。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离骚》与意识流

提到"意识流",人们总是把它与小说创作联系在一起.其实"意识流"与诗歌有着更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最早最长的抒情诗<离骚>就是一部典型的意识流诗歌.<离骚>中的意识流手法表现为意识过程的全知叙述或者内心独白;意识流的婉转起伏和瞬息万变;波澜壮阔的心理激流展示了诗人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潜入到<离骚>意识流世界的深层,我们会发现另一番神奇瑰丽的艺术世界.     

从北中原伫望到意象中国——试论冯杰现代乡土诗美追求与诗境营造

本文以冯杰<一窗晚雪><讨论美学的荷花><冯杰诗选>为研究对象,以历时性写作和审美变化为轨迹,探讨其现代乡土诗艺术特质:从北中原意象到中国意象,从乡土诗歌传承到现代精神的探索,从民间文化到传统文化的写意表征,体现其对现代乡土诗狭窄格局的突破;荷花象征体系与现代诗境的开拓等体现了其诗歌运思模式及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