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道德风险下业务流程模块化度对业务流程外包激励契约的影响研究

利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双边道德风险下流程模块化度对业务流程外包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客户和服务商都是风险中性时,提高流程模块化度将会使服务商更努力工作,但并不一定能使客户更努力工作。技术水平越高的服务商将会更努力工作。对称信息下,服务商的技术水平对客户的努力水平没有影响;不对称信息下,服务商的技术水平越高,客户的努力水平越低。不对称信息下,流程模块化度越高,收益共享系数越高。当服务商具有足够高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时,流程模块化度越高,客户的期望收益将不会降低。与技术水平高、成本低的服务商合作,将会导致高的代理成本。提高流程模块化度不一定能降低代理成本。     

双边道德风险下供应链质量协调契约研究

契约的公平性是契约有效性的前提,也是提高供应链协调效率的基本保证。本文基于外部市场变化对契约公平性影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同时考虑供应商和制造商质量失误的基础上,构建双边道德风险下二级供应链质量控制博弈模型,分析外部损失分担与内部惩罚质量契约协调下双方产品质量控制水平,研究外部市场及质量成本变化对两种契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影响,并对模型分析结果进行仿真验证。结果显示：外部认证系统直接影响外部损失分担契约的公平性与有效性,而对内部惩罚契约无效;当供应商不必为制造商质量失误负责时,外部损失契约将实现对供应链的质量协调;随着供应商质量控制成本的提高,内部惩罚契约质量控制效果将高于外部损失分担契约,而当制造商质量控制成本下降时,外部损失分担契约较内部损失分担契更有效。因此,保证契约的公平性是实现供应链产品质量协调的根本前提。     

双边道德风险下中小节能服务企业与银行关系契约模型

基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运作的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产生了可观的节能效益,体现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然而,我国的节能服务企业大多为自负盈亏的中小服务企业而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基于此,本文从中小节能服务企业与银行的长期重复借贷合作关系出发,针对节能服务企业贷款过程中所存在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引入银行贷款额度不足带来的潜在收益分享系数以设计激励机制,建立了中小节能服务企业与银行双边道德风险下长期关系契约规划模型,分析了银企关系契约下贴现因子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论证了银行与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契约的可行性,银行应通过关系契约与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基于服务企业承诺的激励机制将有效提高节能服务企业服务效益,进而增加自身的投资效益,实现银企的双赢。     

金融契约与管理者激励——实验的证据

在实验的框架下分析了3种金融契约的激励约束功能.首先,根据金融契约内涵的现金流和控制权两种权利属性及其体现方式将金融契约激励约束效应划分为两类:即通过现金流权利属性体现的显性激励约束效应和通过控制权属性体现的隐性激励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并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典型金融契约的激励约束效应及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权益契约的显性激励约束效应显著高于债务契约;相反,债务契约下通过控制权转移产生的隐性激励约束效应则显著高于权益契约;而可转债契约,则既能引发很高的投资者监督显性激励,又能对经营者产生很强的隐性激励约束效应.     

双边信息不对称的供应链契约机制效率:基于实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契约机制是协调供应链企业行为的重要理论方法,却很少被实验验证。本文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方法验证双边不对称信息下的供应链契约机制的效率。首先,简化了制造商和销售商双方各自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数学模型,并基于此给出相应的契约机制和相应的数值算例,以此作为实验设计的基础。其次,按照实验经济学基本规范设计实验并进行了20轮有效实验。实验结果显示:(1)随着实验进行,被试真实共享信息的频率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并在实验后半段频率趋于稳定。全程实验中,制销角色双方在真实共享信息比例都在63%以上.(2)被试的个体收益会受到对方信息是否真实共享的影响。如果任一方或双方谎报信息,双方收益都会受损。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如果决策者理性进行决策---最大化其期望收益,则会真实的共享信息。因此,理论契约机制在激励制销双方真实共享信息上总体是有效的,其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被试个体的非理性行为。     

道德风险模型中代理人公平敏感性对契约影响

在传统的道德风险模型中引入公平偏好同时糅合公平敏感性,通过公平敏感性系数刻画代理人对公平理解的差异性.以这类引入了代理人公平偏好及公平敏感性系数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委托代理契约的设计方法并分析公平敏感性对契约结构及代理人最优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完全信息下委托人设计的契约只需支付与公平敏感性系数正相关的固定支付;在努力水平不可观察时,当公平敏感性系数大到一定程度时,委托人会通过调节固定支付消除不公平的存在;而当公平敏感性系数也不可观察时,委托人则根据期望公平敏感系数做决策.     

可转换债券对并购双边道德风险防范的实验研究

以往对可转换债券与双边道德风险防范的研究仅限于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较少有研究对其在并购中作为支付契约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通过借鉴经济学实验室方法,研究在私有利益存在的情况下,可转换债券支付契约对于防范并购中双边道德风险所发挥的作用.实验设计依据双边道德风险模型中公认的参数表示方法,用并购双方所投入的努力水平测度道德风险,以现金支付契约、股票支付契约和现金加股票的混合支付契约作为控制组,以可转换债券支付契约作为观察组.研究结果表明,可转换债券和股票对目标方的激励效果显著优于现金,可转换债券对并购方的激励效果显著优于其他契约,可转换债券契约的并购协同效应显著高于其他契约,且随着并购方投入水平的增加,目标方执行转换期权的可能性越大.     

基于金融契约的控制权配置对公司内部治理影响的研究

以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问题为导向,从金融契约视角,探讨了通过控制权的动态配置来激励企业家时相关因素对财务结构的影响.引入了受控制权影响的干预成本、风险等变量,分析了债务比率与股东控制权、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和投资者风险偏好以及边际干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求得较为理想的财务结构.研究得出当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冲击、道德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系数增加时,企业的债务比率应该减少.由于干预成本对股东的边际效应影响了股东控制权的大小,从而改变了不同项目风险下控制权的分配,因此认为适度的债务水平是实现对企业家刚性约束的必要条件.     

基于双边道德风险的多主体信息系统集成报酬机制设计

固定报酬契约模式下,委托方与原信息系统服务商存在双边道德风险,即委托方将项目风险转嫁给原信息系统服务商,而原信息系统服务商将系统调整责任推卸给其他原系统服务商,因此需要建立恰当的报酬机制以鼓励双方提高努力程度.供应链以及合作研发中基于有形的产品价格分配的报酬机制难以适用于信息系统集成过程.本文从知识积累的角度构建可变报酬机制模型,并通过双边道德风险模型演算,得到可变报酬机制下双方最优努力程度以及最优努力程度下的最优报酬.     

双边道德风险与风险投资的资本结构

研究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双边道德风险下的融资合约,创业者无初始财富,风险投资家在提供资本支持的同时也扶助企业发展.模型存在贝叶斯均衡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双方的努力互补,且从极大似然原理看,创业者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内在地导出了风险投资企业的资本结构,仅在某个利润水平之上创业者才能获得普通股,而风险投资家持有可转换优先股.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共存下的双向激励契约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共存降低了供应链的效率.因此,针对核心企业缺失的供应链,根据供应链企业竞争与合作的特点,从虚拟第三方的角度建立模型解决该问题.考虑制造商有关于产品成本的私人信息,销售商有关于销售努力的私人信息,结合数量折扣契约和AGV机制的思想,建立双向激励模型,以实现对供应链企业的激励和协调.结果表明,恰当设置利润调整参数可使该契约满足预算平衡约束、激励约束和个体理性约束,且能够实现一体化供应链的交易量,即该契约能对核心企业缺失下供应链中同时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进行激励和协调.最后,用数值算例验证了理论结论.     

基于团队道德风险模型的担保企业集团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现有团队道德风险文献更多的是针砖企业内部多成员(多代理人)进行研究的,而鲜有运用团队道德风险理论模型研究集团企业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将集团下属子公司看做团队中的同质性多个代理人,把担保集团的实际影响因素合理地加入已有的团队道德风险模型,以此来研究集团道德风险问题.通过对新构造的模型的数理分析,揭示出担保集团对于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并运用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和结论的有效性.     

考虑道德风险与货损追溯的物流货损控制合约设计

考虑物流货损受包装合理化和运输合理化的双重影响,研究了货主企业面向运输企业的最优合约设计问题。在单边道德风险环境下,运输企业的运输合理化努力不可见;在双边道德风险环境下,运输企业的运输合理化努力和货主企业的包装合理化努力均不可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针对货主企业货损追溯能力是否可控分别设计了两种风险环境下的激励与惩罚合约。研究发现,要使物流货损率降到最低,在单边道德风险环境下,单一的激励合约或单一的惩罚合约都能够起作用,但是在双边道德风险环境下,激励合约和惩罚合约必须联合使用;双边道德风险环境下的最优合约也适用于单边道德风险环境;此外,货主企业的货损追溯能力越强,面向运输企业的惩罚力度应当越小;与货损追溯能力外生时相比,货损追溯能力为内生时的惩罚力度应当更小。     

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a Contract Model With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a contract model with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Specifically, we consider the false moral hazard model developed by Laffont and Tirole (1986). We first extend this model to allow for general random demand and cost functions. We establish the 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demand, cost, deterministic transfer, and effort disutility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the random elements of the model, which are the firm's type and the demand, cost, and transfer shocks. The cost of public funds is identified with the help of an instrument. Testable restrictions of the model are characterized.     

面向道德风险的易逝品供应链声誉演化研究

易逝品供应链协调问题常见于单期报童问题背景,而实际中供应链成员之间更常见的是多期合作与博弈关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易逝品供应链协调问题的研究背景拓展至多期合作情形,在单边道德风险框架下研究制造商声誉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发现了易逝品供应链中制造商声誉的演化机制。最后对结论进行了数值分析和验证,并分析了各主要参数的结论的影响。     

企业集团代理人风险态度、道德风险与信用风险传递

由于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众多,股权结构复杂,导致银企信息更加不对称,银行对企业集团贷款资金的监管更加困难,企业集团也更有机会产生不按照贷款合约使用贷款资金的道德风险,从而增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针对此问题,首先分析了企业集团代理人转移银行贷款资金的动机,以及企业集团子公司之间信用风险的传递过程;其次,基于代理人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委托代理合约、代理人风险态度,以及代理人转移贷款资金的道德风险对企业集团子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后,建立了度量企业集团子公司信用风险的违约概率模型.研究表明,代理人的风险态度、委托代理合约的状态都会影响企业集团子公司的违约概率.     

信息不对称下医药营销服务外包契约设计

为了缩减销售成本,一些制药企业将营销服务外包给合约销售公司(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CSO).由于CSO的营销努力不可合同化,制药企业需要基于市场销量来激励CSO的营销努力.然而,市场销量受制药企业定价决策的影响,因此CSO将面临制药企业提高定价的道德风险.此外,药品营销难度信息可能是CSO的私人信息,这使得制药企业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当制药企业将营销服务外包给多个CSO时,由于制药企业针对同一药品在不同市场的售价相同,其定价决策对多个CSO所服务市场的销量具有共同的影响.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能够消除共同不确定因素对代理人产出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激励代理人付出高水平的努力.因此依据信息甄别的博弈模型,分析基于个体绩效与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药品营销难度信息对称时,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占优于基于个体绩效的激励契约,且可以获得全局最优的营销努力和期望利润;2)药品营销难度信息不对称时,两种激励契约均不能获得全局最优的营销努力和期望利润.数值分析表明,药品营销难度的先验概率,市场价格敏感性和高低类型药品营销难度差异的变化会影响制药企业的契约选择,较高的市场价格敏感性和较低的高低类型药品营销难度差异使得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更有效.     

基于战略风险投资的融资契约设计及融资决策

初创企业融资过程中, 融资的对象以及合同的设计会对初创企业的经营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融资的对象分为仅仅追求货币收益的风险投资家和同时追求货币收益及战略目标的战略投资者, 并基于此在阶段性融资背景下考察了单个投资者、多个独立投资者以及辛迪加组织这三类融资方式中融资对象的选择和融资契约的设计, 最后以社会福利水平最优为首要目标、企业预期收益最大为次要目标为企业家提供最优的融资决策.通过分析表明一个最优的融资决策应当包含最优的融资方式和最优的融资对象.关于融资方式, 辛迪加组织提供融资可行时, 企业家应寻求辛迪加组织融资且这种融资方式总是社会有效率的;辛迪加组织提供融资不可行时, 企业家应寻求多个独立的投资者融资, 但这种融资方式无法实现最优的社会福利水平.关于融资对象, 企业家应选择努力水平与一阶最优努力水平最为接近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