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群价值意识的建构过程——基于川南苗族丧葬仪式田野考察

文章通过对川南苗族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分析认为,丧葬仪式是川南苗族建构其民族价值精神的重要途径,具有传递社群价值意识、修正个体价值意识、整合民族价值精神的功能。但是,由于传统与现代时间观的冲突、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空间距离的变化、核心家庭的转移等原因,川南苗族丧葬仪式的社群价值建构功能逐渐削弱。川南苗族唯有打破时空的限制,提炼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传递到实际的生活情境,才能使苗族的传统文化、原始价值精神得以蜕变再生。     

壮族“麽咟宿”仪式中的史诗演述及其文化辨析

壮族创世史诗演述一般发生在各类麽教仪式活动之中。本文通过深描一次实地发生的民间"麽咟宿"仪式,探索麽经史诗演述的规律,揭示其深层的文化交流机制。正是创世史诗与仪式演述的密切关联,使史诗叙事往往具备仪式所赋予的"言语行为"特质。     

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的道德观——以湘西龙鼻嘴村为例

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的道德观蕴含了人伦道德、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在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经书的念白及吟唱内容体现了苗族道德与宗教的紧密粘连性,以及道德规约的朴素性等。苗族宗教仪式音乐形态中的道德观要与当代社会道德相适应,实现其当代价值。     

鱼木寨丧葬仪式中的土家族孝文化

利川鱼木寨丧葬仪式既是既往之人肉身毁灭的告别仪式,也是鱼木寨土家族民族特点的一面旗帜。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孝道与丧葬文化的联系、鱼木寨丧葬仪式流程的阐述,来分析鱼木寨地区丧葬仪式中亲人团聚、守灵哭丧、做家祭、丧戏孝歌、宣讲孝义、烧七祭祀等环节,所体现出的宗族孝道、对亡者的哀思、为逝者祈福、追念亲情、报答亲恩、教化后代等土家族孝文化中的特点。进一步力证了鱼木寨地区丧葬习俗与中国孝道文化一脉相承。     

湘西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生命教育因素探析

湘西土家族的丧葬仪式不仅是对死者的哀思,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知识教育、生命关系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等生命教育的内容,这将为社会的生命教育提供有益思考。     

关中地区丧葬中的互惠共同体——以临潼区S村丧葬仪式为例

人类学一直关注礼物和互惠,然而人类学关注的不是礼物和互惠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人群结合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呈现不同面相.陕西关中地区人群结合的面相是什么? 笔者从涂尔干的宗教、仪式与社会研究的传统出发,对此进行探讨和解读.     

贵州西部苗族烧灵仪式音乐中的族群认同——以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坪子上组为个案

族群认同是一种多维立体的理论,强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中去探索族群文化内涵.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坪子上组作为当地少有的苗族村组,尽管与周边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文化交融过程中接纳了部分外来文化元素,但在族群内部仍有"倔强"的一面.而烧灵仪式音乐则是该族群所要强调的文化元素之一.本文以族群认同视角为主线,旨在探索出烧灵仪式音乐、社会、文化认同的内涵.     

苗族音乐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

在传统音乐等苗族口承文艺中,蕴含着丰富的山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这些生态思想是苗族人在山地生存环境中的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牛皮鼓”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人类学阐释——以中越边境草果湾苗族村为例

苗族丧葬仪式是其人生过渡仪式的重要阶段,在整个丧葬仪式里,牛皮鼓作为其特殊的符号自始至终都贯穿前后。通过对"牛皮鼓"的文化建构,基于其作为丧葬仪式的核心地位,"牛皮鼓"这一介质致使亡者达到身份结构的另一层转变,在此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参与仪式客属的共同祖先记忆,也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记忆,族群认同与聚合才得以维系。     

从苗族古歌看苗族的正义观

苗族古歌作为苗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丰富的伦理思想。苗族古歌中的正义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苗族正义观的本源:"要和皇帝分管地盘";苗族正义观的内容:"论理会维护正义和公正";苗族正义观的实质:"同一性正义"。苗族正义观对追求宗族村落内个体间的平等与宗族村落之间、民族之间的平等作用积极。     

川滇黔交界区域苗、彝、回族际通婚现状调查研究

历史上川滇黔交界区域苗、彝、回、汉等民族之间不通婚的情况在方志中有所记载，现当代的一些调查资料也反映出这一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族际交往日益频繁，当地各民族之间逐渐开始通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族际通婚现象日益普遍，数量比例呈增长趋势，通婚半径也不断扩大。当地苗族、彝族、回族的族际通婚对象以汉族为主，且存在着民族、地区、性别等差异。从“族内婚”到大规模的“族际婚”，民族政策、外部环境、文化趋同等客观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族心理这一主观因素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四川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近况调查

针对10年前的田野调查,本次回访重点调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在日常生活、文化观念、说唱情况、当地格萨尔史诗的氛围和影响力等方面.调查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阿尼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外宣传和文化展演中.较之十年前,阿尼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高,格萨尔史诗的生存和传承空间也没有明显改善.调查发现,阿尼在当地传承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安排下,以学校教育为依托进行的,同时他与人合作,将部分史诗内容刻版存放于德格印经院.基于地方政府的扶持、保护地方文化政策和当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两种传承方式,既是格萨尔史诗传承中的重要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评价吟诵艺人的地位和作用.调查认为,格萨尔史诗说唱依然要面对从口传身授到学校培养,从日常生活方式到保护对象的老问题,同时还要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谁的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西部少数民族散杂区社会发展问题个案研究--以四川省叙永县枧槽苗族自治乡为例

叙永县是四川省民族散杂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县,同时也是四川南部汉文化较为发达而少数民族仍然顽强地保存着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点的地区.本文以该县枧槽苗族自治乡为个案,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散杂区历史与现状,并提出了加快当地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苗族服饰与苗族自我认同意识——以清朝至民国时期的贵州苗族改装运动为中心

以贵州为中心,回顾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的苗族传统服饰所受的来自中央政权统治的影响,可以看出统治者所采取的改装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使苗族受到了一种来自“他者”的欺压,从而形成了一种荣辱与共的历史背景,强化了作为个体的苗族自我认同意识。而中华民国的诞生给苗族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被卷入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苗族,更深地陷入了对汉族的抵触感与不得不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无奈感的矛盾中。与此同时,新一代的苗族精英开始以超越地域局限的视角来思索自己的民族,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国家”、“苗族”、“不同地域的苗族支系”这样一种重层意识被强化,而苗族传统服饰的存在和变化加深了这种多重性的苗族自我认同意识。     

楚人、楚国与苗族

本文对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楚人、楚国同苗族的关系研究状况和不同观点 ,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论 ,并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作者提出的楚人、楚族与苗族先民“同源异支”的观点。     

美国社会中的苗族家族组织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战争的原因,居住在老挝的一部分苗族移民到了美国等多个国家.这部分苗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必然遭遇文化的不适应性,必然面对如何选择应对手段与策略的问题.作者通过参与观察的亲身经历,从亲类、同姓、同姓联盟等三个层面论述了美国苗族如何利用苗族家族组织来调适和应对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为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苗族传统服饰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分析

苗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由于历史演变是不可逆的,因此,苗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措施和路径。这些措施和路径包括:经济功能的转换、价值观的传承和制作的进一步分工等。     

湘西苗族鼓舞的生态考察与文化思辨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逻辑推理等研究方法,对湘西苗族鼓舞的起源进行了考究。实地考察了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方式、传承体系、传承人等因素生存状态,分析苗族鼓舞的生态样式及其成因,对湘西苗族鼓舞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