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腐经验及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借鉴研究

新加坡是世界上反腐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这归功于其有着完善而严格的法律规定,强大而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先进的公务员制度等。商业贿赂是市场中最为常见的腐败,中国应当在立足自己国情的情况下,深入学习新加坡治理腐败的经验,分析自身之不足,结合中国的情况,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以及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综合治理商业贿赂。     

人命关天:近代开滦煤矿矿难的救助与治理

近代开滦煤矿在其生产经营繁荣的背后,矿难却是频发不断、难以遏止,矿难造成的惨重伤亡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矿难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导致矿工伤亡.因此,近代开滦煤矿针对矿难实施了救助及治理,但从总体上说收效甚微.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思路和对策

预防和惩治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而重要的在于有效地预防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实现反腐败的高效益和低成本。通过对腐败现象实质、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的分析,提出如何进一步拓展源头防治腐败对策的几点思考。     

隐性腐败界定、表现与治理

腐败就是公共行为攫取超额人力资本利润,导致公众福利下降的结果。腐败可以分为多个层次。随着国家反腐倡廉的不断进行,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加大,特别是腐败现象从显性向隐形的转变,为反腐败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文章对隐形腐败进行了界定,分析了隐形腐败的主要表现,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及建汉。     

乡村治理进程中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其权力资源的增加,部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逐渐凸显。结合村干部腐败的主要特征,从职责发挥冲突、相关法律缺位、职位权力与监管机制匹配程度低、村民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村干部自身内部短板等方面对村干部腐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应从完善村干部激励机制、加强村干部教育引导工作、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完善上级监管机制、积极发挥村集体内部监督力量的作用等方面防治村干部腐败。     

商业贿赂的民间治理与国家角色

治理商业贿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目前的讨论过于注重国家的反应,甚至将治理商业贿赂的希望寄托于刑事手段这一最激烈的国家反应方式。博弈论分析揭示了商业贿赂这一“潜规则”的成因以及破解,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而言,国家反应实为治标的权宜之策,而社会反应才是治本的长久之略。     

社会资本、嵌入和腐败网络——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

腐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不同的学者分别从权力制衡和制度设计、收入成本和寻租交易、社会结构和行为习惯、历史传统和腐朽文化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按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社会资本、嵌入和腐败网络等三个核心概念,界定了腐败的新经济社会学定义,探讨了腐败的形成机理,从而提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     

生态化腐败治理:理论、价值与路径——基于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政治生态理论立足于转型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考察,拓展了腐败治理研究的新视域.在政治生态理论的视域中,腐败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权力约束与监督的政治问题,腐败还是权力所处的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等环境性状受到破坏污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政治生态理论主张考察权力所处的环境生态同腐败的共生原理.重构政治生态,探索腐败治理的生态路径应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构建腐败治理的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腐败治理的制度生态;推进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构建腐败治理的社会生态;培育廉政文化价值理念,构建腐败治理的文化生态.构筑腐败治理的生态机制,既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创新中国腐败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课题.     

论教育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教育腐败,并着重分析教育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国教育供求矛盾尖锐和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腐败产生的客观背景和现实原因;教育腐败的查处概率和私人成本过低是个体选择腐败的重要因素;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是导致教育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教育腐败的对策。     

集体腐败：特点、生成模式与治理路径

集体腐败是多名腐败成员结成同盟、共同腐败的现象,是当前中国腐败发生的典型特征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通过对131个集体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围绕腐败环节、涉案领域和腐败潜伏期等对集体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层面提出集体腐败的生成扩散模式,进而围绕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惩治腐败提出对策建议。     

贪污贿赂案件区域侦查一体化模式的构建

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将刑事一体化理论运用到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中,是克服地方势力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有力措施,也是侦查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以省级区域为范围实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一体化,更有助于实现侦查工作的目标和效率。设计贪污贿赂案件区域侦查一体化方案,既要考虑管辖权、侦查权的配置和运作,也要考虑其他制度保障。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俄罗斯反贪污贿赂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颁布的《俄罗斯反贪污贿赂法》在推进俄罗斯反腐败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反贪污贿赂制度。如何加强中国的反贪污贿赂立法工作,走制度反腐之路,俄罗斯的经验和做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职务犯罪的情境因素及预防

犯罪的发生是三个要素结合的产物:犯罪人格、罪前情境和社会反应。文章概述了情境预防理论,分析了我国职务犯罪发生的主要情境因素,进而指出可以通过加强权力制约、降低犯罪黑数、提高法定待遇等手段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以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论体制改革与贪污受贿罪犯罪主体的重构

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主体界定,直接涉及到惩治该类犯罪的立法意图。在1997年刑法中,延续1979年刑法的规定,将贪污受贿犯罪之犯罪主体仍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准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犯罪,其目的是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保证国家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将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该类犯罪的主体还有其制度基础的话,在体制改革的现在,这样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为了在新的体制下使贪污受贿犯罪的规定符合立法目的的要求,应该重新构建该类犯罪的主体。     

论废除我国贪污贿赂型犯罪中的死刑规定

死刑由于与现代刑罚旨趣格格不入,因而废除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响应。贪污贿赂罪中的死刑同样在四个方面显示了其不合理性: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不符合谦抑性思想、违背罪刑均衡原则、不利于国际司法协助。相较于国事犯罪、军事犯罪和暴力犯罪,贪污贿赂罪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较小的,因而在这一领域率先废除死刑无疑是阻力最小且最符合国际趋势的。应当承认的是,在贪污贿赂罪中废止死刑是较为敏感和棘手的,因而我们可以由易到难,从犯罪主体入手,先国有、集体企业人员再过渡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配备相应的自由型和财产刑。     

协同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由此出现。协同治理机制缺乏、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主体间互动互助不足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治理绩效,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出发,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各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可以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