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是唐宋之间诗歌演变的一大现象。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可以看出:从唐至宋,诗歌的长题和题序倾向于陈述作为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具有纪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特征,反映了创作者以诗为史以及重视读者期待的创作追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并使诗歌具备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唐宋诗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魏源的诗和诗论

魏源一生留下九百多首诗。他的诗不仅受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影响,而且从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苏轼等著名诗人那里吸取营养,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具体内容上看,魏源的诗以政治抒情诗和山水诗为最引人瞩目。其诗论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值得注意。     

论骆宾王的诗序

骆宾王诗序在初唐四杰中具有鲜明特色,取得了较高的成就：1.具有骈文的典型特征,为骈文诗序的格律化做出了贡献;2.描写景物雄壮开阔、气势磅礴,在写景中表达深沉的人生感慨;3.诗与序有明确的分工,避免了王勃＂序重诗轻＂的缺陷,为诗文交融作出了有益的探索;4.运用比兴、托物言情、感而赋诗的创作方法,有较深的意蕴。     

宋代两浙地区民俗诗创作的多维透视

宋代两浙地区民俗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文人群体的文化实录与传承意识,促进了浙地民俗诗创作的繁荣.浙地民俗诗的表现主题趋于专题化,表现体武趋于组块化、系统化,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容量,对于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的观照与还原功能进一步增强,提升了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并有利于推进宋诗的雅俗合流进程和反驳宋调雕琢之风,在宋诗发展史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试论陶翰的诗序

陶翰是盛唐时期典型的“诗笔双美”的作家,其诗序具有典型的“盛唐气象”。本文梳理陶翰诗序的基本类型,认为陶翰诗序具有诗的特征,在景物描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其诗序以独特面貌表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     

论孔颖达对《诗大序》文学价值的开掘

通过对孔颖达注疏的分析，认为其在注疏《诗大序》时，充分认识到了它的文学价值：论述了诗的本质和特征，政治教化对诗的影响，以及诗的社会作用。     

论孔颖达对《诗大序》文学价值的开掘

通过对孔颖达注疏的分析,认为其在注疏<诗大序>时,充分认识到了它的文学价值:论述了诗的本质和特征,政治教化对诗的影响,以及诗的社会作用.     

复原《施顾注坡诗》之我见

一、施顾注本之价值 南宋宁宗年间,施元之、施宿、顾禧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苏轼诗注本,简称《施顾注坡诗》。该书具有不容忽视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这可从四方面加以论证。 一曰编年胜于分类。自南宋至清,流传最广的苏轼诗注本是《百家注分类东坡诗》。此书有宋、元所刻二十五卷本及明、清流传的三十二卷本,二者皆以类相从,编收苏轼诗。《施顾注坡诗》乃按年编次,更为合理。清儒考订苏诗编年,颇有建树,都是以施顾注本为基础而进行的。     

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纪实性手法

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有着明显的纪实性特征,而这得力于长题、小序、作者自注等手法的运用.它们弥补了抒情短诗的某种缺陷,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涵量,尤其是增强了诗歌的认识价值,有些内容甚至成为了解清代西域屯垦戍边的重要史料,突出了诗歌的纪实性效果.     

一部矛头直指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清末小说——关于黄世仲《大马扁》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和黄世仲长篇小说《大马扁》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认为:《大马扁》初版时间不是1898年,而是1909年;《大马扁》的原刊本不是《党人碑》,而是节取《党人碑》中叙写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若干回文字加工修改而成;《大马扁》艺术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绝不可一笔抹杀,简单地认为其是一部失败之作,客观效果与作者的意图适得其反.     

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领头人.是他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中意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率先在思想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他富有远见地援引"西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向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开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因政见不同而影响私交的近代典型——康有为梁鼎芬关系索隐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人际关系往往受到政见分歧的严重影响。思想与政治的歧异,为友为敌,变幻不恒。康有为与梁鼎芬,围绕着“大清国、孔子教”的底线,从戊戌变法前后以迄民国初年,有过诡异离奇的分合。本文通过对相关史事的梳理,介绍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个案例,力图从人际交往方面较深入地说明政治文明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困难性与迫切性。     

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康有为、谭嗣同的经典观与国学观

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最为相近。两人的国学研究都以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为基础,对孔子的推崇也最为契合。无论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研究还是国学理念的建构,都在两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中得以贯彻,并且以更直观的形式反映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与经典观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对国学经典的个案解读既构成了其经典观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其国学观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谭嗣同解读国学经典的不同心态,又可以深刻领悟两人国学理念的不同意趣。     

康有为与桂林的维新变法

19世纪 90年代 ,康有为曾两次来桂林讲学 ,开展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宣传组织工作 ,得到了桂林一部分官绅、学子的大力支持 ,促进了桂林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广西近代史上 ,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 ,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略论康有为教育思想

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国家富强的根本,提出在中国建立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并在实践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重视德育,主张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论陈独秀批康批孔

《新青年》创刊本是辅导青年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放眼世界,介绍各国学术思潮、以备攻错。但尊孔派在袁世凯倒台后,公然要求以孔教立为国教。陈独秀奋起反击,论证孔教不是宗教;孔子学说已不适现代生活;孔教不能定入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