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风险承担对企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差距的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和员工间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考虑了企业性质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后,发现在民营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会更大程度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内容,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大股东类型、实际控制权配置模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在对大股东类型做出界定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大股东类型一实际控制权配置模式一控制权私人收益”分析框架,理论分析了大股东类型与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共231项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交易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类型与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为负;2．国有企业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近似为零;3．民营企业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为正;4．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小,国有企业居中,而民营企业最大。     

股权分置改革对大股东资产注入动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08年发生大股东资产注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大股东资产注入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1)股改后大股东利用资产注入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将优质资产不断注入上市公司中,提升公司业绩;(2)股改前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资产注入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进行侵害,股改后民营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缓解;(3)股权分置改革后民营企业大股东资产注入动机的变化强于国有企业。     

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0年度数据为样本,在区分了企业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对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会计稳健性能够起到对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制约作用,但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抑制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投资过度方面的作用显著弱于民营企业。     

政治参与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基于2008—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本文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政治参与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前,政治参与能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党的十八大以后,政治参与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减弱。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及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对于慈善捐赠存在影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党中央的政策调整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     

民营企业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12年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有效性的关系问题.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越集中,高管薪酬有效性越强;大股东管理介入度越高,高管薪酬有效性越弱.研究表明,大股东控制会对高管薪酬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其抑制作用大于协同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高管薪酬有效性强弱问题的大股东控制解释提供了充分证据支持,也为民营企业建立合理的高管薪酬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     

企业慈善捐赠中同群效应及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并基于示范观察学习角度讨论其形成机制,将企业慈善捐赠分为同群捐赠和非同群捐赠,深入分析企业同群捐赠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企业同群捐赠会提升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品牌形象,缓解企业融资约束（;2）民营企业为了能够维持良好的政商关系,会积极向同伴企业模仿学习（;3）关注度低的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会模仿同群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形成广告效应和降低信息不对称,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4）规模大的企业面对社会压力为了维护自身行业地位,会向同群企业模仿学习,以规避慈善捐赠金额不合理带来融资约束的不确定性。     

股权质押对中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绿色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采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发现抑制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显著。究其影响机制,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对绿色创新的抑制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控制对股权质押与绿色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而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沪深A股312家股份全流通公司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全流通后,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处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所得税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研究展望。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企业贷款行为——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微观视角研究

货币政策调控会先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进而对企业的贷款行为产生影响。并且,金融危机冲击和货币政策调控会引起不同特征企业贷款行为的异质性反应。经验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引起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上升,而企业风险承担上升也显著引起其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中小企业、股权分散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灵敏,而企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有所下降,大型企业、股权集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的银行贷款行为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更大。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社会捐赠、广告投入与绩效关系分析

以2010年至2014年连续5年的127家农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企业的捐赠、广告投入与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捐赠对广告投入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同时,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社会捐赠对广告投入与绩效关系的影响也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对于企业本身应当理性捐赠,政府应当积极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支持,而媒体人应当依托其优势,营造良好的捐赠氛围.     

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能获得价值回报吗？ ——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双视角

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效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中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组慈善捐赠行为的价值提升效果不如非国有企业组显著,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慈善捐赠更能促使企业价值的提升;技术创新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融资约束负向调节慈善捐赠的价值创造效果。据此,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融资方式与规模,使捐赠决策取得预期效果;政府应以产权性质与行业竞争为抓手,解决企业创新发展难题,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交流,引导其向“专精特新”发展。     

管理防御、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约束作用有限,经理人的自利和短视行为造成严重的管理防御现象,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管理防御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通过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内部控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按产权性质分组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对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影响 ———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制造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制造业国有控股公司2008~2011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对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状况在2010年后得到了显著抑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披露对大股东占款现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待完善并应推进企业实施,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质量须进一步提高。     

企业控制权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摘要］基于我国沪市化工企业的相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企业控制权和高管激励机制两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或是个人,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较之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企业,最终控制人为省级以下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其环境绩效水平显著较高,但最终控制人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选择让董事长直接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其持股量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但是总经理不论是否选择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持股量,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的影响都不显著。     

企业家背景特征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分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依据高阶理论,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发现企业家背景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重要影响。(1)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关联度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输出性职能背景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其慈善捐赠得更多;(3)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较,企业家的背景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企业慈善捐赠:诉讼风险下的自我救赎

诉讼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企业慈善捐赠,这是一对竞争性的假设。利用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以被诉次数和涉案金额衡量诉讼风险,可实证检验上述竞争性假设。结果发现,企业诉讼风险显著负向影响慈善捐赠,但这种关系因企业经营状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ST样本中,企业诉讼风险越高,捐赠可能性和捐赠水平都越高;而在非ST样本中,情况则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被ST的原因不同,其慈善行为也存在差异;通过慈善捐赠后,企业融资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慈善捐赠是企业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的自我救赎行为。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还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

着重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内部控制质量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内部控制质量与股东责任、供应商、客户与消费者权益责任以及社会公益责任履行水平正相关,但是与员工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社会公益责任的影响最强,而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股东责任影响最大。研究有助于理解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如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启示意义。     

终极超额控制与大股东的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决策的影响

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人与大股东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终极超额控制与公司债务期限存在正"U"型关系;大股东和终极控制人形成的竞争力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大股东联合短期债权人对终极控制人自利行为进行约束,但这种约束力在终极控制人是政府股东及终极控制人是绝对控股股东时显著减弱;第二大股东与终极控制人股权性质一致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此时大股东和终极控制人更容易形成"合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第二大股东为信托股东时,更容易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效应减弱,不再显著。而当第二大股东为受益股东时,和终极控制人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效应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