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的异同比较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包括:发生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以瞿秋白为主要代表,特征为左倾盲动主义;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特征为左倾冒险主义;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特征为左倾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给党和革命都带来巨大损失。本文试图将这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比较,进而简要分析它们三者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又有哪些相同、联系之处。     

左倾路线存在于共产国际的始终

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指挥中心,在其历史活动中曾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一结论是我国学术界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在普遍承认这一观点的前提下,学术界对左倾错误的严重程度,即对共产国际是否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存有不同的认识.宋洪训在1987年就指出:"共产国际在漫长的时期里曾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并初步指明了构成左倾路线的主要方面.①有的研究者却不同意"左倾路线"的提法.即使在坚持前者观点的学者中,对于左倾路线存在的时空判断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对它的厘定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推进共产国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刘少奇在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

刘少奇在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张世贵一、刘少奇率先提出王明在政治路线上犯左倾错误据与刘少奇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琼的回忆，早在１９３２年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就达成了对王明路线的一致看法，认为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有左倾错误。由于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     

昨夜星辰昨夜风——《青春之歌》审美失落的主观探源

本文对<青春之歌>的创作的探讨,将绕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共性失误,深入到文本区别于其它同类作品的个性失误.虽然本文承认政治介入文艺和左倾路线的思想对于<青春之歌>创作所产生的巨大而直接的影响,但又认为把其创作上的失误简单地归咎于政治原因和左倾路线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作者先在的主观认知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其初始的创作意图就表现出对这种错误文艺理念的认同,进而在文本演绎中逢迎和图解了作者所认同的政治理念,这是作品创作失误的主要原因,其中又涉及到作者的艺术操守和文艺修养的复杂问题.     

王明左倾经济政策的危害及其难于纠正的原因探析

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它不仅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造成过重大损失,而且也从经济方面对根据地造成过严重危害。但过去对经济方面左倾错误的论述几近阙如,故本文拟在这方面作点探讨和阐析。 1 在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各根据地都曾推行过一系列左倾经济政策。它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军民生活都造成过较大损失。又因经济条件是红军和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基础,故危害所及,还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以致成为红军最后被迫退出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张闻天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

1956年党的八大的召开,宣告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建立,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矛盾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可惜的是我党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偏差,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然而正是在左倾错误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研究张闻天的这一探索及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理解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定会有所补益.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分析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就是反对左倾路线,主要集中在反对左倾军事路线。一、左倾路线给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二、遵义会议前毛泽东遭受左倾路线的迫害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主要表现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和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三、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耐心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团结中央领导一起反左倾路线。四、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博古等人反第五次"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深刻剖析和批判。     

全面考察科学分析——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功过及其错误根源

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演变有三个时期:正确→基本正确但有错误→"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改变以1957年5月15日写<走向反面(未定稿)>为标志.分析其错误根源,应从历史及其思想理论、思想方法、个人性格等方面入手.     

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身处左倾中央领导层并受“左”的思想所束缚的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不可避免地时常显现出其“左”的思想痕迹,以致人们往往很少关注其在反围剿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在反围剿的指导思想、军事斗争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张闻天并非与左倾错误完全一致,而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为力争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浅论红军长征中党的建设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组织建设在纠正“左倾”错误中走向正轨。遵义会议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正确的解决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表明了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红军在长征途中加强了党的建议，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取得了长征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90年代专书词汇研究论略

九十年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进展，表现在题材范围扩大、内容的完备化、方法的科学化、价值的多元化四方面。专书词汇研究的不足表现在缺乏完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专书词汇的研究应寄望于未来。     

从《世说新语》看汉魏六朝时期少年儿童的基本素质

《世说新语》中有一部分对于当时少年儿童的言谈、仪态、思想、行为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比较零散,也不够丰富,但我们仍旧可以从道德素质、思维素质、角色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和仪表素质几方面比较全面地看到那个时代对新生一代的素质要求,它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少年儿童的基本素质构成。《世说新语》对于少年儿童的记叙、品评,让我们在了解汉魏六朝时期少年儿童基本素质的同时,也为当今的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内容。     

论隐喻含意策略在外显意义规避中的作用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的话语内隐意义是通过话语表达的字面意义实现的,也就是说话语表达的实际意义总是大于字面意义。隐喻对话语的外显意义的规避有规约性的作用,即常规的会话含意是由话语中特定词语的意义所决定的;而非常规会话含意则产生于具体的会话场合,其推导离不开人们对当时语境特征的把握。因此,人们在理解含意时可以利用隐含意义传递的常规手段,而非常规会话含意则涉及外显意义的隐喻策略性回避。     

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关的上诉程序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但对于其能否在上诉阶段第一次介入诉讼,在上诉程序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均未规定。这种情况,就使得实践中对于涉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的程序问题的处理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分析两大法系国家不同的处理思路和方法,我国应选择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不允许一审没有参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二审参加诉讼。二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实力以及中共谈判策略述论

从制约国共重庆谈判实力的各因素分析,谈判前夕中共除谈判人员水平能力一条外,其余均处于劣势:军事实力国大共小、对谈判本身需要程度较高、对对方苛刻的谈判条件无法满足也不允许满足、谈判环境于己既有利也有弊,从而使整体上居于相对不利地位.谈判之所以最终能够签订<双十协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成功运用谈判策略弥补了谈判综合实力的不足: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出其不意惠临重庆,打乱对方部署;重视谈判气氛的营造、抢先进行较高报价、有理有利有节的讨价还价;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场外配合取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