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遗患和破除

全面抗战后,日本在台湾强行推行“皇民化运动”,在文化、思想上对台民的“改造”达到顶峰。这一运动虽然在台湾爱国民众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随着台湾光复而告失败,但其毒害和遗患不容忽视。在反独促统之路上,残存台湾社会的“皇民化心态”和“皇民情结”,是必须正视并先行破除的魔障之一。     

现代主义诗潮在抗战中的历史命运(续完)

三 诗人深层心态的矛盾与斗争 民族斗争的急剧发展提出了诗歌与现实关系、诗歌与民族关系进行自我调整的任务。这种调整,对于由现代派诗潮走入抗战诗歌运动洪流的诗人,在心理上引起的震动和变化,是相当激烈和复杂的。这里很重要的是在深层心态中进行审美习惯的变革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是深入到深层心理的新的美学习性的蜕变引起的抵抗与适应,痛苦与欢欣。大时代的风暴卷起一代诗人,特别是过去沉溺在“纯诗”探索中的诗人们内心的波澜。一种“无可适应的彷徨”感往往成为一些诗人心灵深处潜在的矛盾形态。当时的论者准确地说明了这一心态的痛苦所在:     

论李梦阳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是当时的士林领袖,著名文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的著名陇籍作家。他一生创作诗歌千余首,这千余首诗歌或指摘时弊,揭露社会黑暗,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或反映战争的惨烈,徭役和赋税的沉重,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或流露对封建统治者的失望和人生不如意的感喟与伤怀;或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祈愿和远大抱负。内容十分丰富,其现实主义精神在明代无疑独树一帜、难能可贵。李梦阳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一定特色:复古诗苍劲凝重,气象开阔;古乐府神韵飞动,飘逸洒脱。李梦阳不愧是理论和创作都有建树的杰出作家。     

台湾与辛亥革命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宝岛台湾与大陆同样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虽被割让,但台湾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任何强力不能割断的。在辛亥革命时期,台湾与大陆人民在爱国、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与互相支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到台湾进行革命活动,台湾人民积极支持或参加大陆的反清武装斗争,并在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掀起了驱日复台的革命高潮。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当时台湾与大陆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诗歌运动情况概述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诗歌运动是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战地社和铁流社等新诗团体、在军队和记者群中活跃的诗人群体以及燕赵诗社等旧体诗团体开展起来的。这些团体通过街头诗等运动形式一起促成了晋察冀文艺的发展,并推出了一些杰出的诗人和作品。本文力图在翔实的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诗歌运动做一下整体概述,再现当时的诗歌运动盛况。     

奇氏当权时期袁凯的诗歌创作探微

元顺帝第三任皇后奇氏作威作福,与宫中大阉朴不花在宫廷气焰熏灼。对权力的崇拜使她力挺哈麻陷害贤相脱脱,支持太子与权臣孛罗帖木儿挑起军事斗争,密谋迫使顺帝禅位,凡此种种都造成了元末政局的动荡。袁凯在这期间创作了一些诗歌,记录或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论边地诗人彭桂萼的抗战诗歌

民族解放意识是彭桂萼诗歌的思想特质与审美意识的灵魂;地方特色与边疆民众的觉醒是彭桂萼诗歌的价值取向原则;彭桂萼服务抗战的诗歌大众化探索有力地推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爱国的诗篇 战斗的号角——抗日战争时期诗歌浅论

抗战时期的诗歌曾经是抗战中最有力的"号角".诗篇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情和爱国情绪,它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抗战时期的诗歌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特殊时空下的一种具有特色的文学现象.从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阐述了抗战诗歌鲜明的时代特色;论述了抗战时期诗歌的历史作用以及和平安定的今天重读抗战诗歌的现实意义.     

论唐代诗歌中的卜居主题及其文化意蕴

"卜居"作为风水学上的语汇,被广泛用于诗歌领域后,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意义。唐代不同时期诗人们卜居诗歌的风格和卜居的地点的不同,也能清楚地折射出各个历史阶段社会文化心态的不同特质。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台胞抗日斗争的影响初探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聚焦台湾问题,表达光复台湾的政治主张,成为 当时中国民众了解中共对台主张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台籍抗日志士之间存在组织关系和领 导关系,支持台胞抗日斗争,并于抗战胜利初期,与台湾岛内进步革命力量联络。台胞抗日斗争是中共中央南 方局关注的重点之一。     

近代粤西诗歌中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探析

近代粤西诗歌表达了对法国“租借”广州湾的切齿痛恨,对清廷任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我国领土的无比愤慨,对祖国被侵占的美好山河无限爱恋之情;针砭清廷弊政,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凶残、横征暴敛,鼓动广大人民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自由而奋斗。近代粤西诗歌体现了反帝反封精神,具有一定的地方历史文献和诗歌鉴赏的价值。     

先锋性在于对当下生命的担当——论赵思运的先锋诗歌

赵思运的诗歌常常以日常化、生活化的细节提示人们看到生存背后的疼痛,在他平淡、怪谲的叙事背后是一个痛苦尖叫的灵魂。他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现象与实际存在中来,并且与“人的生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诗歌追求的是一种高级的生命状态,代表了人挣扎和升华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其中蕴涵的精神的深度和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先锋性的精神品质。这种诗歌可能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浅析杜甫《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论诗的一组绝句,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开创了我国诗论体系中以诗论诗的形式先河,具有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戏为六绝句》的具体分析,充分肯定了杜甫对庾信等的正确评价,最后指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论诗人丁芒的文学贡献

或许可以用“两栖”、“三擅”、“四维度”来概括丁芒迄今为止的诗学与文学事业。所谓“两栖”即丁芒自己“自嘲”和总结过的“两栖诗人”：兼写新诗和旧诗两种诗体。他发蒙于旧诗,成就于新诗,复又回归于旧诗,同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倡导着新诗与旧诗的融合。所谓“三擅”,盖指丁芒分别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书法艺术三方面的擅长及其佳绩。所谓“四维度”是指他的诗歌及文学活动体现着四个维度：探幽古典,面向未来,身体力行,关注青少年。丁芒还是一位始终洋溢着生命热情的诗人,生命的感兴及其诗性表现常使得他的诗情超越时代的限制而通向久远,他早期战争年代写的诗及1983年写出《生命钟》后的诗大都体现了这个特点,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写的怨刺之诗说明了芒回复自我生命感兴以后才使得他的诗词重新获得了个我的灵魂。